陈永贵的烟瘾大得很，在大寨抽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土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没超过3毛钱一包。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1975年，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从虎头山下的小村庄一步跨进了中南海。
 
按说，这一下可是跃上了龙门，吃穿用度全有人操心，中央首长还有特供本，拿着它差不多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可陈永贵不干，特供的东西他什么也没买过，照样守着他那点老习惯。
 
在大寨的时候，陈永贵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
 
村里每年种烟，分给烟民自己炮制，他胸前那杆旱烟袋，就是他农民身份的标志。
 
进了北京情况变了，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总不能在脖子上再挂一条旱烟袋，只好改抽纸烟。
 
可他收入摆在那，当上副总理后，他仍在大寨拿工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山西省每月补助一百块，国务院每月给三十六块生活费。

拢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他全部月进账。
 
这点钱，买不起好烟。
 
他先是抽一种一块三分钱一包的烟，北京买不到，只有太原一家宾馆有，所以每次回山西他就囤一大包带回北京。
 
后来这种烟停产了，他便抽三毛多一盒的前门。
 
作家马烽跟他熟，说得最形象。

陈永贵抽烟从进门点着第一支就开始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经拿起另一支，慢慢捏掉一点烟丝，把半截烟接上去继续抽，动作熟练得连看都不用看。
 
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个烟屁股都不见，一天得抽两三盒。
 
那时候中央首长的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他从来不碰，最常抽的就是三毛八的三七和一毛八的阿尔巴尼亚。
 
一个农民的儿子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却能抵挡住特供的诱惑，宁可天天掐着烟屁股抽劣质烟，这份定力比什么豪言壮语都管用。
 
他不是抽不起好烟，他是打心底里觉得自己不该抽，那杆旱烟袋里装的是大寨的地气，换成纸烟已经是妥协，再换成中华那就是忘本了。
 
吃上面更是如此。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人家做的他不爱吃，他爱吃的厨师不会做，硬是把人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个会做家乡饭的，小名叫石头。
 
石头会做昔阳面食：拉面、抿曲、假豆腐、饺子。
 
饺子也不用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
 
他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还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
 
平时吃饭更简单。
 
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者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里一坐，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
 
客人来了就煮面条招待。
 
有一次纪登奎和陈锡联到家里吃山西拉面，炊事员买了只老母鸡，陈永贵看见了就问买鸡干啥，说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
 
他在京西宾馆住的时候，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说自己又不是没长手。
 
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看着心疼，就去关掉。
 
1975年进了钓鱼台，国家给他配了厨师和照顾人员，他却越来越不习惯。
 
他不喜欢被人服侍，也不适应每天坐办公室、开会，于是向毛主席请求搬出钓鱼台，让他三分之一时间回山西昔阳抓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三分之一留北京。
 
毛主席批了四个字，钓鱼台无鱼可钓。
 
他很快离开北京，回到大寨，头上照样包着那块白毛巾，脚下照样穿着老婆做的老布鞋。
 
在我看里，陈永贵这一辈子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从农民干到了副总理，而是副总理的椅子没把他坐成官。
 
他端着小米粥坐在小板凳上呼噜呼噜喝的模样，他捏着三毛八的三七烟不停火地抽的模样，他看见炊事员买鸡就皱眉的模样，才是那个年代人们心里真正的人民公仆四个字该有的模样。
 
如今日子好了，烟有几十上百一盒的，席有一桌几千几万的，可人们念叨起陈永贵，念叨的还是他那一碗面疙瘩、一杆旱烟袋。
 
说到底，老百姓认的不是排场，是一个人当了多大官之后，还愿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陈永贵用他的一辈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没有给信任他的老百姓丢脸，正如他临终那句我没给毛主席丢脸一样，他更没有给自己胸前的那杆旱烟袋丢脸。
 
主要信源：（红色文化网——原副总理陈永贵临终遗言：我没给毛主席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