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开始流行，用以描述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人口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而这种依赖由国际贸易、技术以及投资、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动所推动。

它绝非新鲜事物，数百年来各国一直在以不同方式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但在那段"超级全球化"时代结束之际，世界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复杂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因为任何重大的经济或社会变革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围绕其是否可能发生逆转的讨论会在那一时期成为热门议题。

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在当时至少已持续累积了十年，并因全球供应链中断而加速发酵。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余波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令外界对世界经济"脱钩"的担忧明显上升。

华尔街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投资人也先后表态：贝莱德的拉里·芬克在当年撰文指出，近期事件已促使各国政府重新评估自身的对外依赖，并重新审视其制造和组装布局；

橡树资本的霍华德·马克斯则以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以及西方将芯片制造外包为例，写道人们对这些负面影响的认识，已使钟摆开始回摆——从最便宜、最便捷、最环保的采购来源，转向更安全、更可靠的本地化来源，后者可能会享有更高溢价。

华平投资的查尔斯·凯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地缘政治一直只是人们思考方式的边缘因素，这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某种"氧气"，而彼时地缘政治已站到投资决策的最前沿和中心位置。

金融数据公司Sentieo的分析亦显示，有关去全球化、近岸外包、本土回流、友岸外包和回岸生产的讨论，在企业财报电话会议中日趋频繁。

那么，当时的全球经济是否真的在去全球化，下一步又会怎样？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

从历史上看，运输能力的限制曾使商品只能在靠近消费地的地方制造。随着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得以被先是数百英里、而后数千英里的距离分离开来，商品可以被安排到劳动力最充裕、最廉价或最熟练的地方生产，专业化收益由此被最大化。

二战之后，廉价劳动力加上现代化制造工艺使日本迅速崛起为出口强国；到1995年前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开始真正形成势头，亚洲低成本制造能力促使美国企业在海外建厂并大量使用亚洲代工，结果便是承接国实现增长，美国进口商竞争力提升，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廉价商品。

离岸外包也在之后四十年间帮助美国维持了较低通胀，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加速的1995年到2020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年均仅上涨1.8%，耐用品价格在这25年中实际下跌了近40%，让许多美国民众的生活更加轻松。

但硬币另一面是：生产被允许发生在成本最低之处，这种离岸外包导致数百万美国本土岗位消失，制造业地区与中产阶级被掏空，私营部门工会力量被削弱，使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经济学家们在那十年间持续争论全球化的未来，并指出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已慢于GDP增速，这是对1989年至2009年"超级全球化"时代趋势的一种逆转。

耶鲁大学的佩内洛普·戈德堡与世界银行的特里斯坦·里德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深入分析了传统上被视为衡量全球化合理指标的数据，包括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跨境流动等可量化项目，还考察了政府政策的变化以及公共话语中的情绪演变。

两位作者将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化放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始于2015年，当时人们开始担心低工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口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欧洲难民潮冲击，这一阶段以英国脱欧和中美相互加征关税为标志，但其经济影响在他们看来尚不足以逆转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趋势。

第二阶段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国际贸易的新论点开始出现，源头是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的临时短缺以及对脆弱全球供应链的归咎。第三阶段始于论文发表前一年的俄乌冲突，这为重新思考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是最有力的理由——国家安全。

欧洲在关键大宗商品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促使美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包括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实施大规模出口限制。他们认为，这些发展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国际贸易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但这是一种解读，而非板上钉钉的结论。

若以占GDP比重衡量，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进口占比已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许多研究者将其描述为全球化的放缓而非趋势逆转，并指出贸易在当时水平上的放缓并不足以成为全球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充分指标。

中间品贸易自2019年以来仍在增长，被视为各国持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证据；但从更长时段看，中国与印度的中间品进口占GDP比重正在下降，德国和美国也呈现温和下行，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略有上行。

另一种观察角度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截至该研究时的数据中，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约占GDP的60%，并未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

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在金融危机前持续增长，之后尚未恢复到当时的峰值；中国和印度在出口腾飞之前都曾经历过外商直接投资的热潮。

迁入移民存量则衡量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程度：德国和美国的移民人口占比都在上升，德国在2010年代吸收了大量难民并一度超过美国，而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占比则低得多且基本平稳。

综合贸易、资本、劳动力这三条线索来看，当时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现在就断言去全球化恐怕为时尚早，尤其是在全球贸易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出现放缓本就在合理预期之内，这或许也反映出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曾经的低收入大国国内市场的壮大。

尽管数据尚未展现去全球化已经开始的强烈迹象，但贸易政策环境在当时此前的五年中已发生巨大变化，这在美国尤为明显。

2018年美国宣布对多国尤其是中国实施首轮加征关税，最终演变为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战；美国还对几乎所有国家的钢铁和铝进口加征了关税，即便政府换届也未实质改变，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加以辩护。

此后的一年多里，半导体行业受到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大规模出口管制，《芯片与科学法案》为本土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扶持，《通胀削减法案》若干条款则引发欧盟不满，被认为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产品构成歧视。

有证据显示，中美贸易战减少了两国在相关类别上的直接贸易，却推动了其他国家在同类产品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拥有广泛贸易协定的国家出口增长最为显著。

值得补充的是，一些观察者从产业结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美国最初为世界设计的那套"中心—外围"分工模型中，中国本应长期停留在产业链较低端，为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和广阔市场，而当中国推动产业升级、芯片自主和新能源迭代，这种自下而上的攀升被华盛顿视为对金字塔顶端优势的挑战，于是政策工具迅速转向。

这种解读不一定能完整说明美国政策转向的全部动因，但它确实呼应了戈德堡与里德的一个判断——政府在这波新的贸易限制中并非单纯被动回应私营部门或选民，而是在主动塑造趋势。

苹果公司已通过在多个国家生产主要产品线来推进多元化，但由于印度、越南等承接地在高质量公路和港口等贸易基础设施方面仍较薄弱，要在这些国家以与中国相同的规模进行生产几乎不可能。

研究者们因此警告：一旦去全球化真正发生，全球化带来的生产率收益中相当一部分将在短期内消失，很可能导致通胀上升、贸易严重中断以及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衰退，各主要经济体很可能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力求避免。

在经济和地缘政治这样复杂的领域并不存在简单答案，影响因素太多、未知因素太多、利弊之间难以简单权衡，这也是为何不同观点此起彼伏、钟摆总在来回摆动的原因。

判断全球化是放缓还是逆转，终究需要用贸易、资本、劳动力和政策环境等多重视角长期追踪，而不能凭某一刻的新闻情绪或某一位人物的论断，就为一个塑造了数十年世界经济的进程写下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