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名男子因特务罪名被判处死刑。他百般申辩，却掏不出半点凭证，只能被拖向刑场。枪决那日，他心如死灰地跪倒在地，就在扳机扣动的瞬间，他拼尽全身力气喊道：“江姐的托孤信是我带出去的，我不该死！”
 

1951年开春，四川荣县乡下的小学堂里正上课，公安进门把个教书的男人带走。
 
他叫黄茂才，荣县贫农出身，早年怕抽壮丁，托同乡进了川康绥靖公署做文书，1945年前后调到重庆渣滓洞当看守管理员。
 
那地方关的都是政治犯，江竹筠、曾紫霞、胡其芬都在女牢。
 
黄茂才本打算混口饭，结果一进去就被困在牢笼和走廊之间，天天看人受刑。
 
他第一次认真注意江姐，是江竹筠受刑后还被人搀着走。
 
别的看守躲事，他负责放风收风，女牢喊他送水送药他不去打小报告。
 
曾紫霞是同乡路子，先跟他闲聊家常，试探着让带一封信。
 
黄茂才把信塞鞋底，借请假出渣滓洞，按地址交到城外联络点。
 
来回几趟没出事，女牢就敢把更要紧的东西交他。
 
他后来在狱中化名黄克诚张力修，也被难友称作蓝先生兰先生，前后带出二十多封信，顺带把《挺进报》消息、外头解放战争动向夹在点名册里送回牢房。
 
1949年秋天重庆紧张，江竹筠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把给儿子彭云的《示儿信》交黄茂才带出，让他转交表弟谭竹安。

女牢胡其芬又写大屠杀前的情况报告，也就是后来说的《最后的报告》，托他送交狱外党组织。
 
黄茂才母亲病重，他跟江姐告假回乡，等再回重庆，江姐已在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渣滓洞也在11月27日大屠杀。
 
他因早被疑通共遣散，反倒没卷进那场血。
 
按说这样的人新中国该被另眼相看，可1951年镇反一查旧人员，荣县只认他渣滓洞看守。
 
乡邻记得江姐死得惨，谁听他解释都当狡辩。
 
他讲送过示儿信、送过胡其芬急信、帮曾紫霞带过信，可曾紫霞当时不在荣县，谭竹安远在重庆，江姐已牺牲，那件女牢合织的蓝毛衣后来也被抄走，拿不出纸片物证。
 
审他的人重身份轻行为，公审材料按原国民党看守、有迫害嫌疑往上报。
 
不同回忆对年份有出入，较常见的说法是1953年7月公判。

会上给他挂牌、按跪，刑前他拼了命喊自己不欠江姐、不欠女牢，示儿信和《最后的报告》都是他送出去的，曾紫霞、谭竹安一对就知道。
 
现场没真开那一枪，死刑暂止，改无期徒刑，1955年又因服刑表现改十五年，后来减刑，1964年前后释放。
 
出了牢他还是历史反革命。
 
回村有人指背，亲戚不搭话，他不服，年年写申诉。
 
难点不在他不说，而在当年秘密联络本就没留收条，证人要么牺牲要么分散。
 
到1981年重庆整理渣滓洞、白公馆脱险人员材料，档案里反复出现蓝先生送信这条线，工作人员按名字找回黄茂才，再访曾紫霞。
 
曾紫霞彼时已离休，翻出狱中旧事，确认黄茂才送过信、带过报、传过江姐托孤口信，谭竹安核对示儿信送达细节，胡其芬报告也和馆藏对上。
 
1982年4月荣县法院重审，撤销原先反革命认定，宣告无罪。
 
在我看来，这案子最沉的不是一个人坐多少年牢，而是镇反初期基层怎么对待旧制服人员。
 
新政权要清潜伏、清血债，不能不严，可像黄茂才这种穷出身、被推进渣滓洞、后来被烈士感化做内线的，功过全看能不能找到人证物证。
 
没证人，他嘴再真也像编，有曾紫霞一纸证明，三十年委屈一下就翻过来。
 
时代翻脸快，个人若只靠口头自白，很容易被判成江姐的仇人，可江姐本人若还在，必定替他说话。
 
搞历史平反，靠的从来不是口号，是那封示儿信、那封《最后的报告》、那个敢站出来的老难友。
 
黄茂才晚年回歌乐山讲渣滓洞，不怎么说自己冤，只讲江姐和女牢怎样把一件蓝毛衣、几封家信、一份急报，从枪口底下递出来，听到的人才能懂，有些特务其实是被时代误读了半生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