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案人反成猎物：亳州“民警骚扰案”背后的权力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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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遇事儿第一时间想到找警察。可安徽亳州的薛女士没想到，自己因经济纠纷踏进公安局求助，迎来的不是正义，而是长达一年的噩梦——办案的副支队长，成了深夜发暧昧私信、尾随进小区、从背后勒脖子的骚扰者。

从“办案人”到“骚扰者”：一次求助引发的梦魇

2024年4月，薛女士因与时任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名负责人的经济纠纷，把情况反映到市局，局里指派时任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牛某某负责处理。

“五一”假期，两个带“牛”字的抖音账号开始轮番私信薛女士，张口“美女”，反复约饭、发浴场定位、说暧昧话。直到2025年因案件办理与牛某某见面，她才从对方口中确认——两账号均系牛某某本人。

2025年4月，牛某某打电话称在薛女士家附近，两人见面吃饭。薛女士明确拒绝其送自己回家，牛某某仍尾随进小区，到单元门口无人处突然从背后勒住她脖子，动手动脚。

案子还在牛某某手里办着，她不敢报警。事后牛某某拿出购物卡和5万元现金想“摆平”，被薛女士拒绝。

“党内严重警告”五个字，就想把事儿翻篇？

2026年1月，薛女士正式向亳州市公安局举报。4月8日，市局纪委电话告知：牛某某存在违纪行为，已移交市纪委驻市局纪检监察组。5月29日，督察支队张姓警官告知：5月27日经市局党委研究，给予牛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注意，是“口头告知”，薛女士多次索要，没拿到一张书面处理结果。

⚠️ 关键法律常识：党内警告是党纪处分，不等于行政处罚，更不等于刑事追责，三者互不能替代。

据薛女士反映，牛某某利用办案职权接触当事人，长期抖音私信暧昧骚扰、邀约洗浴，最后尾随受害人进小区、勒脖动手。这已远超“违纪”范畴，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情节严重的可能触及《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强制猥亵罪。

用党内严重警告来回应一起涉嫌猥亵的举报，性质根本不对等。

舆论倒逼后的“复核”：退休不是护身符

7月23日晚潮新闻率先报道。7月24日下午，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回应：牛某某此前已被处理，“他去年已经退休，目前不是在职人员”。薛女士告诉记者，截至当日，市局尚未主动联系她。“退休”二字被摆在回应最前面，明眼人听出了“翻篇”的意思。

7月25日，亳州市公安局通过“亳州警方”发布正式通报：立即成立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复核，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进一步加大从严治警力度。

从“已处理”到“全面复核”，从“退休非在职”到“成立调查组”，短短24小时，亳州警方态度180度转弯。人可以退休，责任不能退休；官可以不当，法必须追。这是此案引发全民关注的核心法理。

这起案件的三重警示

第一重，在“办案权”的边界。一个副支队长利用承办案件便利拿到报案人联系方式，开小号骚扰、约饭、发定位，是把公权力当成撩妹工具。当“办案人”变成“骚扰者”，老百姓对公安系统的信任就被啃掉一块。

第二重，在“党纪”不能替代“国法”。党纪处分和法律责任是两回事。党员警察涉嫌违法，应同步启动政务处分和司法程序。“党内严重警告”是最轻的党纪档次，只约束党员纪律，不治违法、不治犯罪。若勒脖动手属实，就必须进入行政强制或刑事司法程序，由派出所立案、检察院监督，而非关起门来“内部处理”。

第三重，在“书面答复”背后的程序正义。薛女士多次索要书面处理结果却拿不到。没有书面决定，就没有复议、申诉、诉讼的抓手；没有书面决定，所谓“处理”就永远停留在“听说”层面。程序不透明，结果就难服众。

公信力靠什么重建？

亳州警方的复核仍在进行。公信力不是靠一句表态重建的，得靠三件事：

一是复核要彻底。调查组不能只复查党纪处分够不够，更要查清是否涉嫌违法，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必须移送。退休不是挡板，追责没有“过期”一说。

二是答复要书面。给薛女士一份加盖公章的处理结果文书，明确党纪、政务处分及是否移送司法各自走到哪一步。

三是机制要补漏。报案人信息如何保护？办案人与当事人接触如何规范？对承办民警的投诉如何由独立第三方介入？这些制度性问题不解决，下一个“薛女士”还可能出现。

从目前公开信息看，薛女士举报的细节尚待调查组复核确认。但此案早已超越个人纠纷——它拷问的是：当警察把手伸向报案人时，谁来保护报案人？当“自己人查自己人”只给出一份口头警告时，老百姓的委屈该往哪儿申？

我们期待这份复核结论，能经得起法律和舆论的双重检验——既给薛女士一个公道，也给“警察”二字一个清白。警徽的重量，从来不是靠内部消化委屈换来的，而是靠每一次秉公执法、每一份书面答复、每一个“案子办到底”的决心累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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