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天(北京时间3月18日)写道:“去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利差下降了30%,使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更加平衡。” 首先要看到的是贸易结构的深度调整。过去中美贸易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出口低端制造品,美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现在这个格局早已更新。 2024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882.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1979年建交时的275倍,贸易规模的扩大本身就为平衡奠定了基础。 中国出口产品里,机电产品占比已经提升到59.4%,增长幅度达到8.7%,其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过四成,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出口增速都保持在两位数。 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不再依赖低价的家具、玩具等商品,而是转向了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强的产品,这种结构升级让出口额的增长不再单纯依赖数量扩张,自然拉平了贸易差额。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势头同样迅猛。 2024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达到1435.5亿美元,相比2001年增长了648.4%,这个增速远远超过美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出口增幅。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大豆、棉花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集成电路、煤炭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还有医疗器械、汽车等多个品类的重要目的地。 美国出口的大豆里超过一半都销往中国,棉花也接近三成,这些大宗商品的出口额基数大,直接拉动了美国对华出口的整体规模,让贸易双向流动更加均衡。 关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此前中美之间的高额关税严重阻碍了双边贸易,而通过日内瓦经贸会谈,双方取消了91%的加征关税,还暂停了24%的对等关税,这一举措大幅降低了贸易成本。 对企业来说,关税壁垒的消除让中国的高端制造产品更有价格竞争力,也让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顺畅。 比如中国将油气、煤炭等纳入关税排除范围后,自美进口的能源产品曾连续两年实现翻倍增长,这种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贸易额的双向增长,进一步缩小了利差。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也在背后发挥作用。 美国曾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高昂的转移成本让企业难以快速实现产能本土化,反而促使其优化对华贸易结构。 中国则通过产业链升级和市场多元化降低了对美依赖,同时保持了供应链的韧性。 这种调整让中美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模式,而是形成了更多产业内贸易,比如机电产品在双边贸易中占比都超过五成,双方在零部件、中间产品上的相互进出口增加,贸易的互补性更强,自然也就更趋平衡。 中国扩大进口的政策导向同样功不可没。 通过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中国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还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这种开放姿态也惠及了美国企业。 中方基于市场化原则,积极扩大自美进口,2020年到2021年期间,即便在全球贸易波动的背景下,中国自美货物进口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也稳步提升。 这种主动扩大进口的举措,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也直接缩小了贸易利差,让双边贸易更显均衡。 还要看到服务贸易的补充作用。 美国在对华服务贸易上长期保持顺差,2023年这一顺差达到265.7亿美元,旅游、留学、就医等领域的消费持续增长。 美国对华服务出口从2001年的56.3亿美元扩大到2023年的467.1亿美元,增长了7.3倍,这种服务贸易的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物贸易的逆差,让整体贸易关系更加平衡。 这种贸易平衡的出现,本质上是中美经济互补性的深度体现。 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美国在农产品、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具有优势,双方的贸易往来原本就存在天然的互补空间。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美国对华出口潜力的释放,这种互补性转化为更均衡的贸易流量。 同时,这也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缩影,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通过协商降低贸易壁垒、优化贸易结构,既符合两国利益,也为全球贸易注入了稳定性。 未来这种平衡态势大概率会持续深化。 中国出口结构会继续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将成为新的增长极;美国对华出口的品类也会更加丰富,双方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贸易合作有望进一步拓展。 贸易利差的下降不是终点,而是中美经贸关系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方向发展的起点,这种基于互利共赢的平衡,才是最具韧性的贸易关系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