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军委给兰州军区发了两辆皇冠2.8小轿车。车子给谁用呢？军区司令员杜义德的公务员就让司机去把车开回来，擦得铮亮，准备给首长用。杜义德下班回来后，看到这辆车，并没有高兴，而是把公务员叫到会客室说，你的好意我领了，军区副职领导坐的都是旧车，我坐的是红旗，已经比他们好了，这辆新车还是退回去吧。国家并不富裕，给国家省一台车。公务员只好把车退回去了。 那会儿的兰州军区，条件算不上好。机关大院里，除了几栋灰色的办公楼，就是一排排平房宿舍，冬天靠烧煤炉取暖，夏天漏雨是常事。杜义德住的房子，墙皮都掉了好几块，窗户框子也变形了，风一吹就吱呀响。他的红旗轿车是1975年配发的，跑了快十万公里，座椅套补了好几次，方向盘磨得发亮。跟他搭档的几个副司令员，开的要么是更早的解放大卡车改装的轿车，要么是缴获的美式吉普，雨天开着能溅一身泥。 公务员小张是新来的，才二十出头，老家在陕西农村。他爹是生产队的拖拉机手，一辈子没摸过方向盘。小张参军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坐小车进城。那天接到军委送车的电话，他激动得一宿没睡，天没亮就去车库等着。司机老王帮他擦车时，他还特意拿了块绒布，把车身擦得能照见人影。他想，首长每天开会下乡那么辛苦，开上新车至少能舒服点。 可杜义德的反应，让小张有点懵。会客室里，杜义德坐在那把磨破皮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他问小张：“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小张摇头。杜义德说：“我看过文件，一辆皇冠2.8，要三万多。 这三万多，能买多少发炮弹？能给边防哨所换多少床棉被？”他指了指窗外的训练场：“那边有几个战士，脚上的胶鞋都破了洞，还在练刺杀。我坐新车，他们心里咋想？” 小张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想起昨天去训练场送文件，看见一个新兵的胶鞋底都快磨穿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可训练时还喊得震天响。他小声说：“首长，我……我没想那么多。”杜义德笑了笑，把茶缸放在桌上：“你没做错，是我想得比你多。 我杜义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知道每一分钱都金贵。当年在朝鲜，我们一个班就一条被子，冻得睡不着觉，可谁也没抱怨过。现在国家刚拨了款搞建设，咱们当领导的，不能先享福。” 其实，杜义德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他1929年参加红军，在鄂豫皖苏区打过游击，长征时负过伤，左腿里至今还留着弹片。解放后，他当过海军政委，后来又调任兰州军区司令。无论职务怎么变，他身上的土布军装总洗得发白，吃饭从不挑食，有时一碗面条就着咸菜就能对付一顿。有次去基层调研，当地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他当场就黑了脸，说：“撤了！我跟你们一起吃大锅饭。” 那两辆皇冠车，最后被送到了新疆军区的边防团。那里离市区几百公里，路况差，原来的车经常抛锚，战士们巡逻全靠两条腿。车送到那天，团长带着全团战士列队欢迎，一个老班长摸着崭新的车身，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怕大雪封山时出不去，耽误给界碑描红。” 杜义德退车的事，在军区传开了。有人说他“太较真”，有人说他“傻”，可更多的干部，却悄悄把办公室里没用的电扇、暖瓶都交了公。有个副参谋长，把自己新配的沙发换成了旧木椅，说：“跟杜司令比，我差远了。” 1982年春天，杜义德去北京开会，路上经过一个县城，看见路边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个破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个木箱子。老太太满头大汗，可生意却不好，偶尔有人来买，也只买最便宜的。 杜义德让司机停车，买了十根冰棍，分给同行的参谋。他看着老太太佝偻的背影，对身边人说：“你看，国家要发展，光靠我们省几台车没用，得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可咱们当干部的，不省，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这句话，小张记了一辈子。他后来提了干，当上了管理处的副处长，管着军区的车辆调配。每次有新车配发，他都会想起杜义德那天的样子，然后对着新来的战士说：“记住，车是给工作用的，不是给领导摆谱的。能省的，一定要省。” 现在，那两辆皇冠车早已报废，可它们留下的故事，却一直在兰州军区流传。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军人，心里装的不只是自己的地位，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谓“廉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选择里，每一次拒绝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