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个钳工，辞职去了南方。 不是去拼事业，是受老家王婶子托，找她那跑东莞半年没音信的儿子狗蛋。王婶子早年守寡，把娃当命根，哭着塞给他三千块路费，剩下的五千是他攒了三年的年终奖，原本打算给家里换个冻得住猪肉的新冰箱。 到了东莞，他在工业区边上租了个十平米的民房，每天天不亮就蹲在劳务市场门口，拎着那个师傅当年送的、皮都翻了边的钳工包，逮着穿工服的就问“见没见过一个黑瘦黑瘦、左耳朵有颗小痣的河南娃？”人家看他这打扮，以为是抢活的钳工，摆摆手就走。后来他学乖了，买了几盒五块钱的烟，蹲在废品收购站跟看摊的老头们唠嗑，才打听出狗蛋可能被拐进了郊外的无牌小作坊。 那作坊藏在废弃仓库里，门焊得死紧，只留个巴掌大的小窗口递饭。他蹲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傍晚换班时，看到个瘦成麻杆的小子，左耳朵上那颗小痣特别显眼。夜里他绕到仓库后墙，用随身带的老虎钳剪开铁丝网，拽着狗蛋就跑——那娃手腕上全是绳子勒的红印，连句完整的“谢谢”都说不利索。 把狗蛋送回老家，王婶子要给他塞钱，他一分没要，转头又回了东莞。这次他租了那间废弃仓库的半个角落，摆了个免费维修摊，专给打工人修工服拉链、工具箱、自行车，偶尔也帮附近小厂修点简单的机器零件。 有天夜里，一个穿碎花裙的小姑娘敲他的门，说刚从黑厂跑出来，行李箱轮子掉了，身上一分钱没有。他给她煮了碗加了荷包蛋的热面条，找了个旧轮子换上，还把自己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让给她，自己蹲在仓库角落靠个纸箱眯了一晚。 后来小姑娘介绍了好多工友来，他的摊子慢慢成了打工人的落脚点。有人搬来不用的旧床架，有人带了煤球炉，晚上收摊后，大家就围在炉子边上烤红薯，听他讲以前在厂子里当钳工的事儿。 上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正攒钱给摊子里装个玻璃窗，这样下雨天就不用被淋着了。电话背景里还能听到有人喊“李哥，帮我拧下这个螺丝！”，他应了一声，跟我说有空来东莞，他请我吃双皮奶，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