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她针对的是这些年一直让大众憋闷的扶人被讹问题，明确提出只要是帮扶老人后，对方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却张口索要天价赔偿的，就可以按敲诈勒索的性质追责严惩，哪怕最终达不到刑事判刑的标准，也要用高额罚款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这话没有多余的修饰，直接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毕竟关于“扶不扶老人”的顾虑，已经在社会上盘旋了快二十年。
 
说起这件事，绕不开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当年11月20日，26岁的彭宇在水西门的公交车站，和64岁的徐寿兰发生碰撞后，上前扶起了老人，还帮忙垫付了两百元医药费。
 
之后老人指认是彭宇撞了自己，起诉索赔13.6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决彭宇承担40%的责任，赔偿四万五千多元。
 
后来双方在二审达成和解，直到2012年官方披露，彭宇本人承认当天确实和老人发生了碰撞，这起案件本身并非大家最初以为的“纯善意帮扶反被讹诈”。
 
可当年案件传播过程中，“好人蒙冤”的说法和一审判决里的常理推断被不断放大，那句被演绎出来的“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更是成了很多人心里的一道坎。
 
这起案子的舆论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从那之后，“扶老人有风险”成了普遍共识，有人扶人前先找监控，有人全程拍视频留证，还有人干脆不敢伸手，社会的互助信任被打了很大折扣。
 
虽说彭宇案本身有其客观事实，但这些年，无凭无据就讹诈帮扶者的真实事件确实不在少数。
 
福建莆田有两名初中女生，路上看到老人骑车摔倒上前搀扶，反倒被老人咬定是被她们撞倒，索赔22万元，直到监控证明两车根本没有接触，老人又改口说是被电动车吓到，最后虽然撤了诉，可两个孩子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之后再也不敢随便帮人。
 
山东临沂的王先生带儿子去看病，路上扶起倒地老人，被家属索要三万元赔偿，还被威胁要担刑事责任，他为了自证清白请假十几天，到处找监控和证人，精神压力大到要就医治疗，最后讹人的一方只说了句道歉，没有任何实质性处罚。
 
这些事件里有个共同的问题：讹人的一方几乎零成本，哪怕最后被拆穿，最多一句“年纪大了糊涂”就揭过去；可被讹的人，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自证清白，还要承受名誉和心理的双重打击，行善的成本高得离谱。
 
李玫瑾的建议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人支持，核心就是冲着解决这个成本不对等的问题去的。过去很多人觉得，讹人的大多是老年人，就算认定是恶意的也不好处罚，批评教育几句就过去了，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而按敲诈勒索去定性，首先是把这种行为的性质掰了过来，这不是老人的无心之失，是抱着非法占有钱财的目的，故意要挟他人的违法行为。
 
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按法律程序追责判刑；达不到刑事标准的，就用高额罚款做兜底，不能让讹人的人抱着“讹成了赚一笔，讹不成也没损失”的心态。
 
而且这个建议有明确的前提，必须是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无端索要高额赔偿的情况，不是说老人受伤后就不能维权，真正有证据的正常索赔当然受法律保护，要约束的只是那些凭空碰瓷、靠恶意讹诈谋利的人。
 
其实现在法律层面已经有了保护帮扶者的基础，《民法典》里的“好人条款”明确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纠纷里也该由主张赔偿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可现实中，针对恶意讹诈的追责案例少之又少，很多时候就算查清是诬告，也不会有后续处罚，这才让不少人有恃无恐。
 
李玫瑾的提议，本质上是让现有规则更落地，让处罚真正能执行下去，给普通人的善意托底。说到底，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跟谁较劲，是想让善意不被辜负。
 
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谁也都有老去的一天，如果人人都因为怕被讹不敢伸手，最终受影响的是每一个人。
 
只有让作恶的人付出足够的代价，让做好事的人不用再提心吊胆自证清白，大家才能放心地伸出援手，社会的信任才能一点点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