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欧洲的奴隶市场上，一堆奴隶三五成群，赤裸站立，等待着被奴隶主挑选。在19世纪的欧洲奴隶市场上，总有一些身影让人脊背发凉：一群奴隶三五成群，光着身子站着，等着奴隶主挑挑拣拣。想象一下，一个来自遥远非洲的女人，被当成货物一样摆上台，她的故事从南非的农场开始，却在伦敦和巴黎的灯光下变得扭曲。她的命运会怎样？ 萨拉出生在1789年前后的南非东开普省，属于当地的科伊科伊族。这个部族的女性在身体发育上有一个显著的基因特征——臀部异常丰满。在她的家乡，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生活并没有善待这个女孩。她的父母早早离世，丈夫也遭遇不幸。为了活下去，年轻的萨拉只能跑到开普敦的一家荷兰农场里做佣人。日子虽然苦，至少还能勉强吃饱。 1810年，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邓洛普的英国军医盯上了她。在这个自诩为“文明人”的白人眼里，萨拉根本不具备人的属性，她是一座行走的金矿。邓洛普连哄带骗，联合萨拉的雇主，给她画了一张大饼：只要跟着去英国伦敦表演几年，就能赚到大把的英镑，到时候衣锦还乡，直接实现财富自由。 涉世未深的萨拉按下了手印。那份看似平等的合同，背后藏着最深不见底的恶意。她以为自己即将开启打工人的淘金之旅，实际上，她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欧洲人精心打造的“人类动物园”。 船一靠岸，伦敦的冷雨就浇灭了萨拉所有的幻想。 根本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在繁华的皮卡迪利广场，萨拉被关进了一个半米多高的竹笼子里。为了满足当时欧洲人对“野蛮非洲”的猎奇心理，老板给她起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艺名——“霍屯督的维纳斯”。 每天，她被迫脱去衣物，换上紧身且近乎透明的带有羽毛的奇装异服，脸上涂着油彩。只要观众支付2先令的门票，就能像打量牲口一样围观她。如果额外加钱，甚至可以伸手去捏一捏她的身体。 当时英国其实已经通过了《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法案》。一些废奴主义者注意到了萨拉的惨状，甚至把她的老板告上了法庭。荒唐的一幕在法庭上上演了：在老板的威逼利诱和极其糟糕的翻译下，萨拉向法官表示自己是“自愿”留在这里的。法庭顺水推舟，宣布展览合法。 法律的漏洞在资本面前一文不值。表面上英国人不再买卖奴隶，背地里，他们用“合同”这种看似文明的手段，继续榨干萨拉的最后一点骨血。 伦敦的观众总有看腻的一天。1814年，萨拉被转手卖给了一个名叫雷奥的法国驯兽师，带到了巴黎。 如果说伦敦是世俗的猎奇，那巴黎带给萨拉的，就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终极侮辱。 在巴黎的皇家宫殿一带，萨拉的处境更加悲惨。她不仅要为底层的狂欢客表演，还引起了法国科学界的狂热兴趣。当时法国最著名的解剖学家、拿破仑的御用学者乔治居维叶找上门来。 居维叶代表了19世纪欧洲一种极其可怕的思潮——科学种族主义。这些所谓的学者痴迷于证明“白人是最高等的人种”，急需萨拉这样的标本来当反面教材。 他们把萨拉带到植物园，强迫她脱光衣服站立三天，由一众画师和科学家对她进行全方位的素描、测量。居维叶甚至用看猩猩的眼光去评估她的骨骼结构。萨拉在那一刻，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类的最后一点尊严。她拒绝了科学家想要查验她私密部位的要求，这大概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能捍卫自我的时刻。 1815年的年底，年仅26岁的萨拉在寒冷、梅毒、酗酒和极度抑郁中悲惨离世。 你以为死亡就能让苦难终止吗？资本和傲慢连死人都不放过。 萨拉刚断气不到24小时，居维叶就拿起了手术刀。他迫不及待地解剖了萨拉的遗体，制作了全身的石膏倒模。他将萨拉的大脑和生殖器官切割下来，泡在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罐里。 这些装有萨拉器官的瓶瓶罐罐，以及她的骨架，堂而皇之地摆在巴黎人类博物馆里，供人参观。这种近乎变态的展览，居然一直持续到了1974年！直到女权主义者和人权组织持续抗议，博物馆才悄悄把遗骸收进库房。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的玻璃罐里，泡了整整一个半世纪。 萨拉的悲剧，其实是非洲这片大陆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1994年，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他上任后做的第一批重要决定中，就有向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交涉，要求归还萨拉巴特曼的遗骸。 这场外交拉锯战打得异常艰难。法国方面一开始还拿“文物保护法”当挡箭牌，声称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不可分割。经历了长达8年的谈判，法国参议院终于在2002年专门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同意将萨拉交还给南非。 2002年8月9日，恰逢南非的全国妇女节。在离开故土192年之后，萨拉终于回到了位于东开普省的汉基村。下葬那天，南非为她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当年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在葬礼上的致辞非常戳心，他说：“当我们把她安置在泥土中时，我们也必须埋葬那个制造了这种罪恶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