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   “这金子，你哪来的？”柜台后面那姑娘当时话一出口就带着不信，黄淑珍一愣，不敢看对方眼睛，低头应了句：“家里攒的。”话音有点飘，像没站稳。   那年四月，天刚转暖，早上去银行的人不少，黄淑珍拎着个布包，一路紧张得手心都冒汗，她没和任何人说话，走路也特别轻，像生怕哪一步踩出声来。   她是专门挑了那一天来的，银行换金政策刚刚放松几天，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现在可以把私藏的金银拿出来换钱，国家不查了，她听见风声，才咬牙决定拿出那块藏了十九年的东西。   布包打开那一刻，柜台那姑娘就觉出不对，平时见的黄金，哪怕是老百姓家传的，也大多是戒指、耳环那种小器物，真块金砖上柜台，这还头一回。   那块金，拿在手上沉得离谱，表面颜色也不一样，熟练的眼力一看就明白：这不是民用金，切口毛糙，有厚有薄，像是拿斧子劈的。   姑娘不动声色，说要请领导来看。黄淑珍没敢阻拦，等了没几分钟，进来两个人，一个西装，一个穿便衣，其中一个都没坐下，直接问她：“这块金子你哪来的？”   屋里气氛马上就僵了，公安随后赶来，把黄淑珍带走，到派出所，她一句话都不肯说，一整晚坐在那里盯着地板看，喝水都抖得端不稳，最后是第二天下午，她才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受够了。”   这案子其实早有人等了快二十年，1961年春天，沈阳一家重要工厂里发生了一起黄金失踪案，一下子惊动了好几个部门，黄金走得毫无痕迹，夜里丢的，第二天早上上班才被发现，厂里排查了所有人，找不到线索，连档案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但就是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案子成了悬案，最后草草收尾，受牵连的人不少，有的被贬，有的调去了别处，甚至还有人家里被抄，坟都被挖开了。   没人想过，这案子的头尾，始作俑者其实就是当时厂里的一名副科长——黄淑珍的丈夫关庆昌，一手策划了整个盗金行动，还自己动手潜进厂里的仓库动了那批仓储金，干完之后，他当晚回家藏好，把衣服换了，又去工厂俱乐部转了一圈，假装当天晚上他从没离开过。   那黄金，他们夫妻俩一直藏在家里，藏在烟道里，藏在炕下边，又埋在灶坑底，连床板下都找过位置，金子数不清，从没敢拿出去用过一块。   想花不敢花，想卖没人敢接，19年，他们什么都没说，连熟人都被他们渐渐疏远。   但日子不是一直稳的，黄淑珍原本住得好，关庆昌非要说什么“人民干部不能太舒坦”，拉着全家搬到一间破房子里，又说墙要高一点，说太多人盯着不好。后来还自己垒了个密室，把金子藏进去。   门口种了两排大葱，把地砖翻了改了无数次，生怕哪天有人查到蛛丝马迹。   日子过得辛苦，这是一方面，更狠的是，他们哪怕是躺下睡觉，也不敢真睡，一听邻居敲盆、动锅盖，两个人就跳起来，以为警察来了。   关庆昌不抽烟不喝酒，人前一本正经，但谁会想到，这种人也能下手偷国库？   贼偷的不是财，是命，他动的那批金子，可不是普通财产，那时候国家物资紧，黄金直接关系到对外支付和救急粮，厂里清点完后，不光报告了地方，最后惊动了上头。   可惜的是，那时候调查工具不像现在，别说监控，连回访都靠人一个个问。   可关庆昌想得比谁都明白，他知道调查只能持续一阵子，时间一过，事一糊，就过去了，他甚至还想了退路，要是实在保不住，连上山下乡的调令都做好准备了。   他没被查出来不是他有多“干净”，是他搅混了水，把自己藏进人群最平常的那部分，最普通的脸，最标准的口气，最假不了的爱国腔。   他甚至借口节省，把家里所有高价家电全处理了，儿子结婚，只请了四桌，桌上只有白菜豆腐。   有一晚他对黄淑珍说的一句话，现在清清楚楚：“这辈子，我们不求花，不求福，只求活着。”她听进去了，也信了这话，但她更知道，一天一天熬下去，没个头。   等她发现国家又开始收金，她觉得也许是个出手的机会，可惜，计划赶不上真实的一秒。   那天银行里，柜员完全凭经验判断出了金子的“问题”，从而酿出一条全国舆情都震动的大破案。   案子破了以后，几位当年被怀疑、被处理的人陆续恢复了身份，其中有两个人还没等来结案，已经病故，厂里公开开了会，为那些年被拉下水的人道歉。   关庆昌案件审理时，曾被判重刑，后因刑法修订作了调整，黄淑珍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藏匿，她说自己从来没想清楚这事的后果，只是想着“不要让家人完了”，法庭上她没有流泪，关庆昌倒是在听判那天第一次低头掩面。   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夫妇会在1980年出手，隐忍十九年，也许不是算准哪一天漏洞最大，而是根本扛不住了，人能藏起黄金，但藏不住时间，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解脱”，哪怕是铤而走险。   案子结案以后，涉案黄金被封存在保险库，有工作人员说，那一批金子甚至都没被清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