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工厂，为什么能让全世界既离不开它，又对它心生忌惮？中国的产能究竟庞大到什么程度，这头“工业巨兽”又是怎样一步步长成的？
这些年，网上常把中国工业称作“工业克苏鲁”。克苏鲁原本是西方恐怖小说里的古神，形体巨大，难以被完全理解，令人本能地感到不安。
用它来形容中国工业，说的正是这种感受：规模大到超出常人想象，产能层层叠叠堆积如山，许多领域里，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也难以与之抗衡。
青海省的共和塔拉滩光伏园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一排排光伏板铺满戈壁，满负荷运转时发出的电，足以供应整个挪威。站在园区边缘望去，蓝色的板面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很难用“一座电厂”来概括它的体量，它更像是一片人造的能源海洋。
这样的项目在中国并非孤例。把视野放大，中国西北的沙漠和戈壁上，大片太阳能与风能项目连绵分布。
全球规模最大的三座太阳能发电厂、三座风电场，全部位于中国。曾经被视为荒芜之地的沙漠，如今成了源源不断输出电力的能源基地。
数字同样令人震惊。仅2024年一年，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的投资就达到9400亿美元，比波兰全年的GDP还高，只比全世界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总额略低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新能源上的投入，几乎追平了全球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上的总投入。
再看产出。去年全球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中，中国占了64%；全球的电动汽车，有70%由中国制造。
这些成绩都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密切相关。中国正在从根本上重塑自身经济，也在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问题随之而来：中国是怎么做到的？是凭实力取胜，还是在“作弊”？在保护主义与关税盛行的年代，这又意味着什么？
新能源只是这头巨兽露出水面的一角。中国早已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出口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工业产出从2010年起就占到全球五分之一以上；到2023年，工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仍超过三成。
从钢铁、化工到手机和电子元件，完整的产业链条让很多国家想学也难以复制。
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推进经济自由化：放开市场定价，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允许企业家创办私营企业。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的做法，在当时都意味着与旧体制的决裂，也为后来的工业爆发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到了90年代，改革逐渐扎根，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五倍，主要推动力是工厂出口的激增。
这一时期，北京受新加坡李光耀建议的启发设立经济特区，以税收优惠和各类商业激励吸引投资，让一批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
其中最著名的是毗邻香港的深圳。它原本只是一个安静的渔村，到90年代已经变成热火朝天的新兴城市。
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工厂，生产钢笔、服装、手表电池等各式各样的产品。深圳的崛起，几乎就是中国制造起飞的缩影。
王传福正是在这里起步的。他出生在安徽农村一个有八个孩子的贫困家庭，靠着刻苦读书考进湖南的大学攻读化学。毕业后，他加入深圳一家新成立的电池公司，两年后离开创业，专注于生产价格亲民的可充电电池，公司起初的名字就取自总部所在的深圳亚迪路。
当时，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是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按今天的美元计算，1995年中国人均GDP刚过600美元，而韩国已超过1.2万美元，日本更是超过4.4万美元。
凭借这种成本差距，王传福的小厂即便技术和生产线都不如人，依然能在价格上压过丰田、索尼这些日本大企业。
生意蒸蒸日上。到2000年，这家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制造商；2002年，它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集资金超过2亿美元，王传福也由此跻身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一代企业家之列。这家公司今天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比亚迪。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现代经济史上的标志性时刻，中国商品由此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
作为按照国际规则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回报，入世后的十年里，中国人均GDP又增长了五倍，到2007年货物贸易规模已相当于GDP的六成左右，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向世界各地。
当“世界工厂”的地位稳固之后，国家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在国家主导下，从补贴、贷款到产业链配套，几乎每个环节都有政策支撑。
2023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量就相当于全世界2022年的新增总和，风电新增也大幅增长66%；原定2030年实现的风电和太阳能总装机目标，在2024年便提前完成。
速度之快背后，是“产能过剩”这一争议的由来。中国的发展模式长期围绕供给侧展开：几十年来，资源主要投向生产能力，而不是家庭。
中国没有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没有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没有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而是集中投资公路、机场、铁路、工业产能和科研，同时保持人民币偏弱，方便产品打入海外市场。
这种模式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供应链每个环节的成本都被压到很低。
比亚迪造车，享受的不只是补贴和贷款，从轮胎、挡风玻璃到各种塑料件，几乎所有零部件都能在国内以极低的价格采购到。完整而廉价的配套体系，让中国企业在成本上拥有对手难以企及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偏少、储蓄率偏高。2023年，消费只占中国GDP的40%，而全球平均水平是57%。
两相叠加，中国生产的远多于消费的，多出来的部分便以巨额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向海外。据德意志银行统计，2023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32%，却只占全球消费的12%；同年中国太阳能组件产能达861吉瓦，全球需求还不到一半。
光伏行业是最典型的样本。在太阳能电池板的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占据八成到九成五的份额。
由于产能扩张到2021年的三倍，2023年组件价格下跌了一半。到2024年底，全球太阳能组件供应能力预计达到约1100吉瓦，约为需求的三倍，“过剩”二字由此有了具体的分量。
产能过剩压低了价格，这对海外产业是冲击，对中国自身也未必是好消息。中国工厂疯狂扩张，却在激烈的国内竞争和有限的内需中陷入亏损，隆基绿能、明阳智能、天合光能等主要新能源企业的股价都表现低迷。巨兽在吞噬市场的同时，也在消耗自己。
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简单的零和博弈，也不只是谁补贴得更多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使然。生产与消费长期失衡，决定了过剩产能必然寻找出口。关税壁垒也好，强硬言辞也罢，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结构性现实。
从经济学角度看，结论相当清楚：北京建立了一套把工业产能放在首位的体系。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由国家主导、靠国家补贴，并在每个环节获得国家支持。
它造就了一批能以低于外国对手的成本进行生产的世界一流创新企业，却没有真正经受市场力量的检验，以致国内外企业都难以盈利，这也成为中美等贸易争端的核心。
然而，围绕公平性和产能过剩的争论，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正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这对特斯拉和许多亏损的中国企业也许是坏消息，但对能以更低价格买到产品的全球消费者是好消息，对环境更是如此，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因此变得触手可及。
从大跃进的饥荒废墟，到深圳渔村里的小电池厂，再到铺满戈壁的光伏海洋，中国用四十多年养出了一头令世界又敬又惧的“工业克苏鲁”。它的力量来自国家意志、完整产业链与压抑的内需，它的代价同样藏在这套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