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迭之际，末代帝王的选择会成为时代的遗存，成为人们都这个王朝最后的印象。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殉国，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决绝践行了气节担当；三百余年后，清末帝溥仪却沦为日本傀儡，甘为侵略者爪牙，背弃民族大义。同样身处王朝覆灭的绝境，两人为何做出来截然不同的选择呢？

崇祯帝的殉国，是绝境中对民族气节的坚守，是对家国天下的终极担当。明末之时，山河破碎已呈定局。明朝内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直逼京师。外有清军虎视眈眈，伺机入关。朝堂之上党争不断，吏治腐败，百姓流离失所。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崇祯帝并非毫无退路，他本可效仿南渡的东晋、南宋，迁都南京以图东山再起，凭借江南的富庶与半壁江山延续大明国祚。但他最终选择了自缢殉国，在遗诏中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字句。这份选择，并非懦弱的逃避，而是身为帝王的气节和尊严。在他的认知中，天子与王朝、家国本为一体，逃跑不是一个地位的尊严所能接受的。他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君王死社稷”的祖训，更守住了华夏帝王面对国破家亡时的尊严与气节。这种气节，无关他统治的功过，而是对家国故土的眷恋、对民族尊严的坚守，足以成为后世敬仰的精神楷模。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溥仪退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尽管失去帝位，但民国政府给予了他优厚的优待条件，使其得以在紫禁城中维持着相对体面的生活。然而，其内心恢复封建统治的念头却从未消失，在当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东北、企图建立傀儡政权时，溥仪主动投靠，于1932年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后又登基为“皇帝”，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他明知日本的野心是瓜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却为了复辟帝制的一己私欲，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协助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统治，镇压抗日力量，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选择，彻底背离了民族气节的底线，沦为侵略者的帮凶，这是将个人权势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是对华夏民族精神的背叛，成为历史上难以抹去的耻辱印记。这种行为远不是一些人所说“溥仪是被迫的”能解释的。

两人的选择之所以形成天壤之别，核心在于对“气节”与“私欲”的不同取舍，更在于对民族大义的认知差异。崇祯帝身处王朝末年，虽有治国失误，但始终将“家国”置于首位，将帝王的尊严与民族的尊严紧密相连，即便身死，也不愿背弃故土与百姓。这是华夏文明数千年积淀的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而溥仪则深陷“复辟八旗统治的帝制”的私欲之中，将权势的得失看得重于一切，甚至不惜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他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帝王的操守，更违背了中国人的基本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