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防部称：“九名美国志愿人员在保卫乌克兰的战斗中阵亡。他们的家属前来反馈，指出相关机制亟待改进。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柳博夫・加兰会见了这些家属。

10月6日，基辅，乌克兰国防部大楼里进行了一场特殊的会面。副部长加兰面对的是九名美国阵亡志愿人员的家属。这场会面没有客套话，家属们坐下来就说问题，加兰拿着本子一条一条记。

家属们反映的第一件事就让人心里发凉。有些人不是从官方渠道得知亲人死讯的，而是从战友的电话里、社交媒体的帖子里刷到的。几个信源的说法还不一样，有的说阵亡，有的说失踪，家属被夹在中间反复煎熬。

官方确认死亡的时间和家属期望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等待正式文件的周期长得让人崩溃，家属每天打电话追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处理中”。

遗体辨认和遣返的程序对外国人来说尤其复杂。R.T. Weatherman基金会的调查员在停尸房里挨个比对，靠视觉辨认和DNA检测双重验证。整个过程拖上几个月是常事。

家属们还指出了一个制度性的空白。没有统一的对接口，他们不得不自己同时联系部队、政府机构和外交使团。一个家庭要跑三个系统，每个系统的表格、流程、语言都不一样。

乌克兰国防部承认了这些问题。加兰说这些家属的经验必须被用来改进系统，国防部从九月起已经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工作组，专门负责外国志愿人员的支持工作。

改进方向列了三条：完善正式通知机制，加快军事单位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简化辨认、遣返、付款和社会福利的程序。方向是对的，可九名家属的反馈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公开追踪数据，截至2026年8月，已有至少125名美国志愿者被确认在乌克兰阵亡。乌克兰政府5月26日官方确认的数字是118人。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因为还有6人只以呼号确认，2人的姓名至今未公开。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乌克兰武装部队中约有16000名外国志愿人员在服役。阵亡者的家属分布在几十个国家，每走一遍乌克兰的官僚系统都是全新的折磨。

10月1日，基辅刚为两名美国志愿者办了葬礼。本杰明·余和斯宾塞·伯恩斯·米克，棺椁上同时覆盖着美国国旗和乌克兰国旗。葬礼由R.T. Weatherman基金会协助筹办，这个基金会一直在帮家属处理善后。

对比之下，哥伦比亚志愿人员的遭遇更沉默。法国媒体6月报道，超过7000名哥伦比亚人在乌克兰服役，阵亡者家属几乎拿不到任何补偿，连遗体都收不回来。一位母亲在基辅的纪念墙前跪着说：“不带他回家，我的灵魂被撕裂了。”

志愿者不是合同工，没有标准的雇佣关系。他们自愿来，自愿上战场，可这并不意味着死后的事就可以草率处理。家属要的不是特殊照顾，是一个能走得通的流程。

加兰会见家属这件事本身值得肯定。副部长级别亲自坐下来听问题，比发一份措辞漂亮的声明实在。工作组九月成立，十月就见了家属，节奏不算慢。

问题在于，乌克兰的官僚机器在战时已经超负荷运转。部队在打仗，政府在管民生，外交部在争取援助，国防部在管征兵。外国志愿人员的善后工作夹在这些庞大任务之间，优先级往后排。

可对家属来说，这件事等不起。一个人死了，家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连遗体在哪都不清楚，连该找谁都不确定。这种状态持续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谁的耐心都会被磨光。

16000名外国志愿者是乌克兰战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来自美国、哥伦比亚、英国、波兰、加拿大，有人是退伍军人，有人是毫无经验的新手。他们选择来的时候，乌克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倒下之后，乌克兰至少应该把善后这件事做扎实。

加兰说家属的经验应该帮助改变支持系统。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可改变需要时间，家属需要的是现在就能用的东西：一个电话能打通的人，一份看得懂的流程说明，一个确定的等待期限。

信息来源：乌克兰国防部官网-《外国志愿人员家属的经验应有助于改变支持系统——柳博夫·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