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突然问道溥仪的工资，当他听到只有60元，顿时脸色大变直言：薪水太少，人家是皇帝嘛！

话传回政协文史委那天下午，办公室主任老陈把溥仪叫到走廊拐角。“主席问了你的工资。”老陈压低嗓子，“说太少了，六十块哪够。”溥仪两只手插在中山装兜里，指头在里头的布面上来回蹭了几下，半晌说了句：“够用了，真的够。”

老陈让他回去等消息，说是上面要研究给他调。溥仪回到办公室坐下，对面桌的老董问他脸怎么白了。他没答，拧开钢笔帽开始抄卡片。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好几秒，墨水滴下来洇成一团，他才赶紧拿手背去揩。

过了三天，文史委副主任老刘把溥仪叫去谈。说组织上的意思，工资调到一百。溥仪站起来摆手：“刘主任，这不行。跟我同期进政协的老张、老赵都是六十多，我一个人拿一百，往后同志们怎么看我？”老刘说这是主席关心。溥仪压着声儿：“正因为是主席关心，我更不能让人说闲话。您替我跟上面说说，要调，调到八十就顶天了。”

老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得报。溥仪走回办公室，在门口听见里头几个同事正聊这回调资的事。他脚步顿住，转身下了楼。院子里有棵老槐树，他站在树底下仰头看。叶子密得透不下光，风吹过来他才觉出后背出了层薄汗。

又过一星期，正式通知下来：工资调到八十。老陈拿单子给他签字时多说了句：“主席那份心意，你领了就行。”溥仪接了单子，弯腰趴在办公桌上签，字写得很慢。钢笔尖在“溥仪”两个字最后一笔勾了个小弯，他拿指腹去抹，墨没干，洇出一道蓝痕。

当月底领工资那天，出纳把装钱的信封递给他。溥仪抽出来数了一遍，把多出的二十块单独折好，放进左边裤兜。回家路上经过西四牌楼，有个摆摊卖旧书的。他蹲下来翻了半天，挑了两本讲果树嫁接的小册子。摊主说六毛，他掏出一块钱递过去，等找钱的时候往旁边看了看。胡同口有个小孩蹲在地上画格子跳房，拿粉笔头一笔一笔描得很认真。

到家李淑贤正在厨房切菜。他把信封搁桌上，退后两步站着。“调了？”她没回头。他说调了。她问他留了多少零花。他从左边裤兜掏出那二十块折好的票子，放在信封旁边：“这多出来的，我想每个月买点书，剩下的攒着，万一谁家有急事……”

李淑贤转过身，围裙上沾着菜叶。她把火拧小，看着他说：“你倒替别人想得周全。”溥仪没接话，把两本果树嫁接的小册子放在五斗橱上，拿茶杯压住一角。

日子照样过。他还是骑那辆旧车上班，还是提早到办公室灌暖瓶擦桌子。只是每月领完工资多了一个习惯——把那二十块钱折好放进铁皮饼干盒里。到秋天的时候盒底攒了一百来块。

有天文史委小孙家孩子住院，凑不够押金。溥仪第二天早上把饼干盒整个带到办公室，趁没人的时候放在小孙桌上。盒盖底下压了张纸条，没署名，就一行字：“先拿着用，不急。”

小孙满办公室问是谁放的。溥仪坐在角落里抄卡片，钢笔尖沙沙响，头没抬。老董瞟了他一眼，也没吭声。下班推车出院子的时候，小孙追出来喊溥专员。溥仪跨上自行车，脚蹬子转了一圈才回头，笑了笑说：“你赶紧回医院吧，别让孩子等着。”

车铃不响，链条吱呀吱呀地往前送。他把车骑得很稳，灰中山装的后襟让风鼓起一个包，又落下去。经过西四牌楼时没停，那卖旧书摊还没收，亮着一盏小灯泡，照出地下几排书脊。溥仪从兜里摸出三毛钱钢镚儿攥在手心，想了想，又揣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