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襄樊大战，陈毅给猛将王近山下密令：城里那个副司令是我恩人，21年前他救过我的命，不准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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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得正紧，王近山的部队已经把襄阳城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时，陈毅把王近山叫到跟前，交代了一件稀奇事。

襄阳城里有个姓郭的副司令，叫郭勋祺，是我的老朋友。

仗可以往狠里打，但这个人不能死，要活捉，捉到了，客客气气送来。

王近山打了半辈子仗，头一回接到这种命令，司令员亲自开口要保一个敌军将领的命，这事搁谁都得愣一下。

这个让陈毅如此上心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起来，郭勋祺这个名字，在整个红军长征路上，是一个让上上下下都印象深刻的人。

他不是黄埔系，不是中央军，他是川军，而且是川军里公认最能打的一个。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土城，准备打一场伏击战。

情报显示对方只有两个旅，装备差，是典型的双枪兵，红军上下都觉得这仗十拿九稳。

可仗一打起来，所有人都傻了眼，对面川军火力猛得出奇，战术也刁钻。

红军的伏击圈不但没能吃掉敌人，反而被对方咬住。

更糟的是，敌人越打越多，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压上来。

指挥这支川军的，正是郭勋祺。

土城一仗，红军吃了大亏。战况最危急时，连朱德总司令都亲自提枪上了前线。

最后是陈赓带着干部团拼死反击，才勉强稳住阵脚。

这一仗打完，红军被迫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同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又撞上郭勋祺。

血战七天七夜，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兵力从八万锐减到四万多，不得不放弃南下计划。

一个让红军两大主力都吃过亏的猛将，按理说应该是陈毅的死敌才对，陈毅为什么要保他？

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毅参加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

他身染疟疾，时冷时热，几乎走不动路，一路辗转流落到粤北。

身边只有一个同伴，两人衣衫褴褛，身无分文。

就在这生死关头，他们打听到附近驻扎着一支滇军部队，团长叫郭勋祺。

说来也巧，陈毅和郭勋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靠着这层关系，陈毅的同伴找到了郭勋祺。

郭勋祺一听陈毅的处境，二话没说，立刻派人把陈毅秘密接到自己的团部。

那时的陈毅已被疟疾折磨得不成人形，高烧不退，郭勋祺找来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亲自照料。

等陈毅身体基本康复，又给了他一大笔钱做路费，派了两个可靠的便衣卫兵，一路护送他安全抵达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可以说，没有郭勋祺，就没有后来的陈毅元帅。这份救命之恩，陈毅记了一辈子。

郭勋祺这个人，复杂得很，他打过红军，也在抗战时期帮过新四军。

1938年他率部驻防皖南，没有像其他国民党将领那样处处为难新四军，反而主动表示愿意协同作战。

新四军缺枪少弹，他从自己的军火库里调拨子弹和手榴弹送过去。

新四军伤员没地方安置，他把自己野战医院的门打开。

这些事被军统特务捅到了重庆。

蒋介石最忌讳手下将领跟共产党勾搭，一纸令下，以作战不力的罪名把郭勋祺革职查办。

郭勋祺气得肺都快炸了，甚至动了带部队投奔新四军的念头。

但新四军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婉拒了他。

一代猛将，就因为不愿同室操戈的正直，被剥夺了上阵杀敌的权力，这一闲就是八年。

1948年，蒋介石任命心腹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守襄樊。

康泽搞特务是把好手，但一天兵都没带过。

他知道自己指挥不动手下的川军，就想到了郭勋祺，保荐他来当副手。

郭勋祺一百个不愿意，他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去襄樊就是当炮灰，但军令难违，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到了襄阳，康泽果然瞎指挥一通，郭勋祺几次提出正确建议，康泽一概不听，还怀疑他有通共嫌疑。

郭勋祺心灰意冷，知道这座城守不住了。

1948年7月16日，襄阳城破，郭勋祺在指挥所里平静地放下了武器，王近山记着陈毅的嘱咐，对他非常客气。

郭勋祺给陈毅发电报说自己惭愧，陈毅回电说阔别多年，盼着见面。

车到中野司令部时，陈毅已经带着几位领导等在门口，他大步上前，一把抓住郭勋祺的手。

当晚设宴接风，21年的恩怨情仇，都化在了一杯酒里。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回到四川，担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把后半生精力投入到建设中。

1959年，他在成都病逝，享年64岁。

他出身旧军阀，却有朴素的爱国情怀，他曾是红军的劲敌，却在危难时救过共产党将领的命.

他战功赫赫，却被自己效忠的政权抛弃。

他像那个大时代里的一片落叶，被历史裹挟着，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