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赴华野后，陈毅先笑脸相迎，随后突然严肃起来，众人不解，唯有郭化若看懂其中缘由
1946年7月初，山东临沂，陈毅见到郭化若时，先是满脸笑意，随后谈到战局，神情很快严肃下来。旁人一时摸不清缘由，只有郭化若明白，这不是简单的老友重逢，而是一次战前岗位与责任的交接。
当时“华野”这个称呼尚未正式形成。华东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分别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承担。郭化若此行，正是从延安赶赴华东，准备进入军事指挥系统。陈毅既是新四军军长，又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手里的事情，远比叙旧复杂。
陈毅的笑脸，来自多年交情。早在1926年前后，两人就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过工作交集。此后各自辗转南北，参加革命、经历战争，虽然并非时时共事，却保持着对彼此能力的了解。

郭化若并不是临时被推上前线的干部。他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炮兵建设，抗战后期还负责相关学校工作。由于积劳成疾，他一度病情严重，曾经昏迷多日。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新的调令已经送到面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华东战场对专业军事干部的需求十分迫切。
1945年10月12日，延安。抗战结束后的和平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虽然留下了政治协商的空间，但国共双方在军队、地盘和政权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消失。郭化若带病见到毛泽东，谈的重点并非个人病情，而是和平能否真正维持。
他的判断比较冷峻：协议可以签，局势却不能只看纸面。国民党方面正在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解放区也必须做好最坏准备。毛泽东没有因为他身体虚弱而回避这些问题，反而认真听取意见，并鼓励他把自己的看法讲透，同时叮嘱养病不能荒废。

这场谈话留下的意义，不在于一句预言是否精确，而在于一个细节：干部的身体状况与军事判断，都被放在了同一张战略地图上。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来说，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并不充裕，郭化若这样的专业人才，不能简单当作普通人员调动。
1946年5月30日，郭化若接到赴华东工作的命令。6月1日，他提前出院；6月5日，在延安与张云逸会合后启程。此时全面内战尚未正式开始，但国民党军队已经不断向解放区施压，交通线和重要通道受到严密监视，干部转移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长途赶路。
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年长而稳重。护送任务中，既要保证郭化若本人安全，也要照料随行家属，还要避开可能出现的封锁和盘查。路线不能公开，行程不能固定，许多地方只能依靠地方组织接应。郭化若病后体力有限，张云逸在安排上格外谨慎，却没有把他当作需要保护的病人，而是把他当作即将承担任务的指挥干部。

从延安到山东，真正困难的不是距离，而是沿途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华东解放区地处国民党重点进攻方向，山东又连接多处战略通道。临沂虽是解放区的重要中心，周边局势却并不安稳。把一名熟悉炮兵和军事组织的干部送到这里，实际是为即将展开的区域作战补充指挥力量。
因此，陈毅初见时的笑意，只是朋友之间的接待。等郭化若坐下来，话题转到部队、辖区和敌情，陈毅的态度立即变得严肃。可以想见，谈话中有一句意思很明确：“到了这里，先把情况摸清，再谈担子大小。”

郭化若没有急于争取主职。他清楚自己久病初愈，又长期离开华东，对当地部队、地形和敌我部署并不熟悉。由熟悉情况的同志负责主要决策，自己先任副职，更符合战场实际。陈毅接受了这一意见，随后安排他到鲁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兼武装部长。
这项安排看似降低了职位声势，实则给了郭化若熟悉战区、发挥专长的空间。副职并不意味着无关紧要，鲁南军区的武装建设、部队整训和作战准备，都需要有经验的干部参与。陈毅的严肃，也正是在提醒老战友：山东不是叙旧的地方，职务背后连着的是一个地区的军事责任。
从延安到临沂，调动的是郭化若一个人，连接起来的却是中央判断、后方组织和华东前线。张云逸负责把人安全送到，陈毅负责把人放到合适位置，郭化若则用对形势的清醒，接受了这次并不轻松的重新分工。即便在最熟悉的战友面前，战争也不会因为笑脸而减轻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