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和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伟人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早年是武汉小有名气的新闻记者，笔杆子锋利，性子也直，人送外号"包大炮"，1920年陈独秀到武汉讲学，包惠僧挤到后台采访，原本约定半小时，两人一聊就是一下午，陈独秀临走前特地把他送到大门口，没过两个月就寄来亲笔信，邀他一起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

那一年包惠僧才26岁，凭着一股热血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因故不能到场，亲自指定包惠僧作为自己的代表参会，会上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泽东座位相邻，两人聊得格外投机。

第二年毛泽东遭湖南军阀通缉，逃到武汉避难，就在包惠僧的办公室打了二十天地铺，天天聊到深夜，讨论中国革命的出路。

国共合作时期，包惠僧的人生走到了顶峰，黄埔军校建立后，周恩来在前线担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坐镇校本部任副主任，军校里人人都知道"前方周主任，后方包主任"，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革命生涯会在六年后戛然而止。

1927年是所有共产党人的生死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跟风"清党"，大街小巷血流成河，党组织派包惠僧赶赴南昌准备起义，可他刚到南昌就被满城的白色恐怖吓垮了，加上身患疟疾高烧不退，整个人彻底慌了神。

起义前夜，周恩来冒着风险来看包惠僧，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和一封介绍信，劝他病好后赶紧追上队伍，可包惠僧看着窗外搜捕的军警，终究没敢迈出那一步。

包惠僧躲到亲戚家养病，风声一紧又带着妻儿逃去了上海，等他终于想通要联系组织时，联络点早已转移，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归队的路。

此后的二十二年，包惠僧走了一条最安稳也最平庸的路，他托黄埔旧关系在国民党政府谋了个参议闲职，后来又转到内政部做人口局长，不掌实权，也不参与反共就这么混着日子，抗战时包惠僧去江津看望落魄的陈独秀，两个老友在漏雨的破屋里相对垂泪，说起当年建党时的豪情只剩一声叹息。

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小官员忙着往台湾运家产，包惠僧看得心凉，索性带着全家躲去了澳门，靠微薄的遣散费艰难度日，他住在狭小的阁楼里，每天翻遍报纸找大陆的消息，看着昔日的战友们一步步打下江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1949年10月1日，收音机里传来开国大典的声音，包惠僧呆坐了一整天，终于下定决心，他要回去，他写了三页纸的信寄给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字里行间既有羡慕，更有愧疚："兄等廿年奋斗终成大业，弟南天翘首，盼得归舟。"

北京很快有了回应，毛主席看完信后沉吟片刻，只说了四个字："欢迎北上，"但同时也托周恩来转达了一个条件：你过去不是普通党员，脱党二十二年，必须把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写清楚，给全党一个交代。

这个条件看似严厉，实则藏着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包惠僧是建党元老，他的回归全党都在看，如果稀里糊涂就接纳，既对不起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甚至牺牲的同志，也是对组织纪律的漠视，坦诚认错是回归的第一道门槛。

包惠僧懂，他闭门数日，翻出旧日记对照着写，从南昌脱党写到国民党任职，从重庆浮沉写到澳门困顿，一字一句都不回避，也不找借口，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当年就是革命路上的逃兵，这份万字自述交上去后，组织上很快作出安排：欢迎他回来，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再分配工作。

1949年底，包惠僧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董必武见到他开玩笑说："当年做国民党的官，连老朋友都不要了，"一句话说得包惠僧满脸通红，抬不起头。

此后的三十年，包惠僧彻底变了个人，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直言快语的"包大炮"，变得沉默低调，从不主动提自己一大代表的身份，也从不讲当年的资历，组织上先后安排他在内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他每天按时上下班，对待每一份材料都一丝不苟。

晚年的包惠僧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栖梧老人"，妻子后来解释说，他把新中国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把自己比作飞来栖息的一只小鸟，有归宿感，更有谦卑心，他把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写回忆录上，三十多万字的手稿，详细记录了建党初期、工人运动、黄埔军校等各个阶段的历史细节，填补了很多党史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