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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人给蒋介石出主意,说交出2亿人让日本人杀,剩下的人罢工绝食,时间长了,

曾经有一个人给蒋介石出主意,说交出2亿人让日本人杀,剩下的人罢工绝食,时间长了,日本人自然就会愧疚,最终沦为中国人的奴隶。
 
 
1942年那会儿,重庆的雾都还没散尽,老蒋就急火火地往印度飞。为啥?日本人正往缅甸那边打,滇缅路眼瞅着要被掐断,这可是咱中国对外联系的一条大动脉。
 
老蒋心里盘算着,要是能把印度这头拉过来,让甘地振臂一呼,几万万印度人要是能牵制住一部分日军,那咱华北、华东的压力可就轻多了。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可落地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到了印度,英国人那是满脸的不乐意。为啥?甘地在印度那是“圣雄”,老百姓都听他的,英国人这会儿正指着印度当大后方呢,粮食、军费全靠这儿出,哪舍得让老蒋去给甘地“加油打气”?
 
老蒋好说歹说,又是许诺战后支持印度自治,又是拿盟军大局压阵,英国当局才勉勉强强开了口,把被软禁的甘地放出来见了一面。
 
这一见面,老蒋差点没背过气去。甘地穿得那叫一个朴素,上身一件粗布汗衫,下身围着条腰布,手里还摇着个纺车——这是他的标配,走到哪带到哪。
 
老蒋刚开口提日本人怎么烧杀抢掠,怎么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人,指望甘地听了能义愤填膺,谁知甘地慢悠悠地摇着纺车,眼皮都没抬,说了一句:“要是我在你那位置,我就让两亿中国人躺那让日本人杀。杀到他们累了,杀到他们良心发现,这仗也就赢了。”
 
这话一出,老蒋旁边的随行人员脸都绿了。老蒋自己也是愣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那老百姓怎么办?”甘地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说暴力解决不了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感化人心。
 
他说英国人欺负印度人,他不反抗,就带着人罢工、绝食,英国人最后还不是得让步?他甚至跟老蒋讲,自己在南非待了二十多年,就靠这招,让南非政府给印度劳工让了步。
 
老蒋听得是一肚子火。他心里清楚,日本人跟英国人可不一样。
 
英国人来印度是要钱要资源,多少还得顾及点“文明人”的脸面;日本人那是法西斯,杀人不眨眼,南京城里的血还没干呢,指望他们“良心发现”?这不是拿老百姓的命开玩笑吗?
 
他试着跟甘地讲中国军队的抵抗,讲台儿庄的血战,讲八路军在敌后的游击战,可甘地听不进去,只觉得老蒋太执着于武力。
 
其实甘地这人,一辈子就没信过“打”能解决问题。他小时候家里信印度教,教义里讲究“不杀生”,父母也总教他要对人慈悲。
 
年轻时去英国学法律,回来当律师,头一回上庭,台下乌泱泱的人,他紧张得舌头打结,准备好的词全忘了,案子稀里糊涂输了。
 
后来去南非,亲眼见印度劳工被白人拳打脚踢,连火车车厢都不让进,他才明白“忍耐”不是办法,但又不想用暴力——他觉得暴力只会带来更多暴力。
 
于是琢磨出个“非暴力不合作”:你不让我坐火车,我就天天去车站静坐;你打我,我不还手,但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欺负人。这招在南非还真管用,英国殖民政府怕舆论压力,给了印度劳工点权利。
 
回了印度,他把这套搬到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卖布,他就带头纺棉线、织土布,不用英国货;英国人征税,他就带人去海边晒盐,不交税;英国人关他,他就绝食,饿到快死了,英国人怕他死了激起民变,只好放了他。
 
慢慢的,他在印度成了“圣人”,老百姓都信他,觉得只要跟着他“不反抗”,就能把英国人感化走。
 
可他忘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日本人是来亡国的,不是来殖民的。老蒋跟他讲这些,他听不进去,反而觉得老蒋太“暴力”。再
 
加上他当时正跟英国人对着干——英国人刚出台了个“罗拉特法案”,随便抓人、关人,他在全国搞罢工、罢课,绝食抗议,要是这时候让印度人帮英国人打日本人,岂不是帮了英国人的忙?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先逼英国人让步,再谈别的。
 
老蒋看他油盐不进,知道再说也没用,只能悻悻而归。回去的路上,他跟随行人员说:“甘地的法子,在印度或许能对付英国人,但在中国,那就是亡国之兆。”
 
后来历史也证明,中国能熬过抗战,靠的不是“感化”,是千千万万军人拿着枪在前面顶着,是老百姓省吃俭用支持前线,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硬骨头精神。
 
这事过去八十多年了,现在回头看,甘地的“非暴力”有他的道理——至少让印度人少流了血;但他的理论也有局限,碰上日本这样的法西斯,根本行不通。
 
老蒋那次印度之行,虽然没达到目的,但也让咱明白一个理:别人的经验再好,也得适合自己的国情。国家危难之时,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手里有枪、心中有底,才是护得住老百姓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