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夫人蒋英说：“钱学森他这个人，心很静，人很稳，一辈子没有大呼小叫过。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喜欢安静，家里很少请客，很少热闹，他说安静才能思考。
 
蒋英晚年回忆起和钱学森走过的62年，说过一句很朴实的话：他这个人，心很静，人很稳，一辈子没大呼小叫过，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很多人听到这话，只当是科学家生活枯燥，可真正懂的人才明白，这份"静"根本不是性格内向，而是一种顶级的人生定力，他不是不会热闹，是不肯把精力浪费在热闹上；他不是不懂享受，是心里装着更重的东西。

钱学森的日常生活，简单到近乎刻板，作息准得像上了发条，每天清晨起床，简单洗漱就扎进书房，桌上永远摊着外文文献和演算草稿，家里常年安安静静，很少请客，客人来了也是清茶一杯，谈完事就走，他总说安静才能思考，脑子要装得下国家大事，就不能被鸡毛蒜皮的杂事占满。

回国后钱学森住进中科院分配的老楼，一住就是49年，再也没挪过窝，组织上好几次提出给他换套大房子，都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同船归国的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再往大了换，心里不踏实。

当时钱学森工资加津贴有四百多块，比元帅工资还高一点，可家里七口人挤在一起，他从来不觉得委屈，钱学森对物质的要求低到尘埃里，一只旧公文包跟着他近40年，磨得发白、多处脱线，缝补好了接着用；一把芭蕉扇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用了才舍得换。

平日里穿的永远是蓝色卡其布上衣、军便裤，扔在人堆里找不出来，早期钱学森家里连个电视都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东西太闹腾，看多了脑子静不下来，直到九十多岁耳朵背了，才想着装一台看看字幕。

这份静放在学术上就是惊人的专注力，早年间在加州理工，同事比伯教授在家办学术聚会，一桌子人聊起空气动力学争得面红耳赤，唯独钱学森坐在旁边笑眯眯地听，一言不发。

有个叫尼克的客人以为钱学森听不懂，话里带刺地让他"分享高见"，钱学森不紧不慢站起来，几句话说完，满座鸦雀无声，比伯赶紧打圆场：钱学森沉默不是不懂，是让你们多说几句。

在美国被软禁的那五年，是最难熬的日子，家里24小时被监视，信件被拆，电话被监听，出门散步都有人跟着，换个人早就焦虑崩溃了，可钱学森该上课上课，该写书写书，每天作息分毫不差。

同事拉钱学森打牌散心，他摇头；朋友请他喝酒解闷，他摆手，他说酒精会让计算变慢，噪音会让思路断掉，那五年里他写完了《工程控制论》，演算纸摞起来半人高，愣是在困境里憋出了一门新学科。

"两弹一星"攻关那些年，无数技术难题压过来，有人急得跳脚，有人打了退堂鼓，可钱学森永远是团队里最稳的那个人，开会时语速平缓，逻辑清晰，一条一条分析问题，一步一步制定方案，他一开口所有人的心就定了，这份镇定不是装出来的，是几十年静气沉淀出来的底气。

最能体现这份静的，是钱学森对金钱名利的态度，钱学森有句名言："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这话不是说说而已，他用一辈子在践行。

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期，钱学森写书得了几千块稿费，转手就全部捐了出去，1957年《工程控制论》拿了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一万元，他买成国家公债，到期后连本带息一万多块，全部捐给中国科技大学改善教学设备。

1995年拿了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币的奖金，钱学森连支票都没经手，直接委托秘书捐给了西部治沙事业。

不光捐款，钱学森还主动要求降薪，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他听说后立刻写信给单位，主动把工资从每月450元降到331.5元，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就连全国政协副主席这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待遇，他也多次写信请辞，说自己就是个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一样也不想要。

很多人只看到钱学森安静的外表，却没看到他心里装着的分量，1960年有一阵子，钱学森突然"失踪"了，一走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急得去找领导问，领导只笑不答，没过几天，报纸登出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的消息，蒋英一下子就懂了。

这样的"失踪"后来成了家常便饭，钱学森不能说去了哪，不能说做了什么，蒋英也从来不问，她只知道每次丈夫消失一阵子回来，国家就又办成了一件大事。

一辈子安安静静的人，心里装着的是整个国家的航天事业，他把所有的喧嚣、浮躁、名利都挡在门外，把全部的精力、智慧、热情都留给了科学和祖国，这份静，不是软弱，不是孤僻，是"心有丘壑，面若平湖"的大智慧；这份静，安静却磅礴，平凡却伟大，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