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镇江一带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结果，粟裕在战后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1938年6月，彼时的江南正值梅雨季节，粟裕却接到了三天之内破坏镇江与南京之间铁路的任务。粟裕不敢怠慢，立刻率部出发，顶着瓢泼大雨急行军。
粟裕当时要破坏的这段铁路，是日军在当地的一条重要补给线。虽然这种程度的破坏，不能彻底阻断日军的补给线，但也能给日军制造些麻烦，迟滞日军的补给。
虽然处境艰难，又恰逢大雨，但粟裕还是率部急行军，按时抵达了目的地，顺利完成了破坏日军补给线的任务。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顺利完成任务已经非常不错，应该立刻率部折返了。毕竟这一路急行军一百多公里，随身带的干粮也差不多了，战士们也都疲惫了。
但粟裕却很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因为他们当时所在的位置，已经处于日军的腹地，随时可能出现战机。因此，粟裕想借此机会主动寻找战机，打日军一个出其不意，缴获些战利品补充队伍。
必须要承认的是，新四军物资匮乏，若能打一场漂亮的胜仗，缴获战利品补充队伍的战斗力，肯定是再好不过了。
但也正因为新四军的武器、弹药匮乏，想要打胜仗并不容易，更何况要面对的是日军。粟裕当时指挥的这支新四军先遣支队，总兵力不过四百多人，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就算是队伍里的“重火力”了，执行一些破坏铁路的任务尚可，执行伏击日军的任务，确实风险很大。
粟裕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没有鲁莽行事，而是先后派出了三波侦察兵打探消息。最终，粟裕根据侦察兵带回的消息，决定在镇句公路上旁的韦岗设伏。
韦岗地形特殊，恰好处于公路在两座山之间的拐弯处，道路两旁峭壁林立，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为了集中火力，降低风险，粟裕当然只带了九十多名精干的战士执行伏击任务。当天晚上大雨下个不停，战士们全身都趴在冰冷的泥水里，即便冻得发抖，也没有人发出半点声音。
日军行军时很谨慎，有时候会派侦察兵提前沿路侦察，所以粟裕连夜埋伏很有必要，否则被日军的侦察兵发现，不仅无法取得战果，可能还会遭到日军的追击。
次日上午八点左右，日军的车队出现在远处的镇句公路上。虽然当天有大雾弥漫，遮挡了视线，但日军车队的引擎声由远及近，却能清晰的听见。
等日军靠近以后，粟裕从望远镜里确认了日军车队的信息。汽车一共有五辆，打头的是一辆黄褐色的小轿车。
等日寇的车队进入埋伏圈以后，粟裕一声令下，战士们齐齐开火。日军头车的司机被一枪毙命，堵住了日军车队前进的道路。日军遭遇伏击之后，没有办法调转车头，被迫下车反抗，妄图借助汽车为掩体稳住阵脚。
尽管日军的一名少佐和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但日军还是稳住了局面，围绕汽车组织起反攻。这时，新四军战士发起了冲锋，准备一举冲散日军残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残暴的日军竟然没有逃窜，反而与新四军开始拼命。
新四军战士自然不惧日军，双方展开肉搏战。战士温国德扑倒日军的一名少佐，双方扭打在一起，最终夺过对方的军刀，这才险之又险斩杀对方。
这一战耗时不长，新四军取得重大战果，一举击毙十几名日军，其中包括两名高级军官，己方伤亡仅四人。战后，新四军缴获了钞票、军刀，以及军需品。粟裕深知镇江的日军增援很快就会到，不敢恋战，遂带领队伍迅速撤离。
这一战，实在太提士气了，延安和重庆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粟裕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在这一战中，发现了很多问题。直到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粟裕才终于坐在了桌子前，开始动笔写这一战的战后总结。
其一，粟裕发现日军卡车没围栏，但不是为了节省材料，而是为了在遭遇突发状况时，能够尽快进入战斗状态，避免被困在车上成“活靶子”。
其二，日军的反应非常快，发现遭到埋伏以后，裂开就跳进路两旁的草丛中隐藏身位。一部分日军则跳进了一米多深的水沟，通过潜水和泅水的方式逃跑了。这说明日军的技能很广泛，应该是平时刻意训练过，新四军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其三，粟裕翻开了缴获的日军《步兵操典》，在其中看到一句话：“每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
在那个弹药比金子还贵的年代，粟裕却拟定了一道命令——《射击训练急令》。命令内容很简单，要求每一名新四军战士都要展开实弹训练，每人每天发五发子弹，利用有限的资源，将枪法稳定在打靶六环的及格线以上。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消耗也实在太大了，因此引来很多人的质疑。但粟裕却力排众议，因为他很清楚，平时多打一发训练弹，战士在实战中就会少丢一条命。
除此之外，粟裕还发明了“草人训练法”。安排战士用竹竿挑着草人，突然从任何角度出现，要求战士在三秒内必须完成瞄准并击发，提升战士们在实战中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同时，粟裕还定下了“三不打”：“瞄不准不打，三百米外不打，没有掩护不打。”
1944年，新四军打车桥战役的时候，通过冷枪战术，在极远距离和极复杂地形下精准击毙日军三百多人，枪法得到极大的提升，令毛主席都不禁感叹：“粟裕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