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送到八宝山时，火化工大叫道，我们不能火化总理！任何人都不准点火！无论领导怎么说，火化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点火，大家只是不停地嚎啕大哭，根本不忍心火化总理。 那个带头的火化工，五十来岁，平日里干这活从不含糊。可那天棺材推到炉前，手刚伸到开关，抖着缩回来了。 旁边的人一看，也跟着放下了工具，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着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领导上来劝，说这是总理的遗愿，得按遗愿办。火化工们摇头抹泪，就是不肯上手。 这些人哭得那么厉害，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们大多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知道总理是谁。 其实，周恩来为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很久，准备得让人心里发酸。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异常，随后确诊为膀胱癌。 消息压下去了，周恩来本人并不知情，一直带病处理国务。直到1973年初，血尿突然出现，才开始接受治疗。那时肿瘤还很小，电灼之后尿色就清了，若是早些动手，或许结局不同。 病情拖了又拖。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终于住进305医院，这是他离开中南海西花厅的最后一次。从那天起，大小手术一共做了十三次，身体垮得极快。 到1976年1月5日最后一次手术前，体重已经从原来的一百三十斤掉到只剩六十一斤。病床上的周恩来曾对医护人员说，癌症现在还没有好办法治，他死后要彻底解剖研究，能为医学发展做点贡献，他愿意。 说这话的时候，周恩来大概也清楚，自己撑不了多久了。 1月8日清晨，北京医院传出消息。广播里讣告的声音低低的，一遍一遍。长安街静下来了，干活的人停了手，孩子也不闹了。 1月11日下午，灵车从医院出来，盖着党旗，慢慢往八宝山方向开。两侧黑压压全是人，数以百万计，喊着总理的名字，哭声和风声混在一起，分不清楚。 八宝山这边，党支部书记见火化工们实在不肯动手，召集党员商量，由两名党员上前操作。炉门打开那一刻，火化工们哭得更凶，却也拦不住了。 整个过程拖了将近一个钟头。 骨灰收好后，邓颖超做了一个决定，让很多人意外。她没有选任何名贵材料，就用了一个普通的骨灰盒，还特意交代，用完之后把盒子留着，等她百年之后，也用这一个。 1月14日吊唁结束当晚，邓颖超双手捧着骨灰盒，走进人民大会堂，来到台湾厅，把骨灰放在那里过了最后一夜。 台湾厅，是周恩来生前始终挂念的地方，统一的心愿，到死都没能了结。 撒骨灰的任务，交给了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邓颖超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说党中央已经批准了恩来不留骨灰的请求，由你们两人去执行。撒放的地点，是反复商量后定下来的四处：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1月15日夜里，飞机起飞。高振普后来回忆，飞到天津上空时，他请求机长把高度降低一些，想让总理最后好好看看海河。机长说不行，飞行高度和投放地点都是中央规定的，不能改。骨灰就在高空中撒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张树迎和高振普回到西花厅。进门一看，邓颖超眼圈乌青，整整一夜没睡，既担心骨灰有没有撒干净，又担心两个人的安全。见到人回来，邓颖超撑着站起来，张开手臂，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片。 周恩来没留墓地，没留骨灰，骨灰盒也是普通的，连专门定做都没有。他把能留下的，都撒进了山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