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至少三次公开评价过周恩来同志 提起周恩来，很多人口中都是“完美”“挑不出错”。毛主席给出的画面却有点别扭。 有一次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力格局，他丢下一句：“他只能当家，不能做主。”一句话，周恩来的角色就亮出来了。 这句评价不是随口而来，是从旧账和苦战里慢慢压出来的。 时间往回拉到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打到第五次，阵地一块接一块丢，到头来只剩撤离。 对外说是北上抗日，实际就是背着枪突围，不走就可能被吃掉。很多人习惯把责任推给李德，外国顾问背锅听着也顺耳。毛主席在谈话里说得明白：政治路线的账记在博古、洛甫名下，军事失败的担子落在周恩来肩头。 李德只是顾问，顾而问之，可听可不听，真正敲板的另有其人。 话说得直，又带着一点理解。 周恩来当时对组织决定看得极重，莫斯科来电，中央拍板，就一条路执行，宁肯担政治上的错，不肯挨一句“违反组织”。一条路线从国际到国内，层层转手，教条、远程指挥、性格习气搅在一起，把中央苏区压垮。 毛主席既点名总理有责任，又把当年的缘由说清，相当于在账本上加了一段说明。 长征路上的转弯，是另一次关键评价。 湘江一战，伤亡惨重，队伍从血堆里出来，谁都知道照老样子打下去迟早要出事。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新班子，名义上总指挥还是周恩来。 会后几仗，土城一带险情不断，指挥问题在队伍里压不住。 走到贵州鸭溪附近，周恩来找毛主席谈了一次心。 后来毛主席跟晚辈回忆，说总理那天开门见山，承认自己在打仗上“确实不行”，再按原来的路子来，红军扛不住，需要让懂行的人出来。 毛主席提到，要接这个摊子，权力得给足，不能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 周恩来当场应下，把“全权”三个字说死，还主动揽下做彭德怀、林彪工作的任务，让一军团、三军团这些主力真正服从新的指挥。 苏区那摊账，他确实有责任；到了鸭溪，他敢说“不行”，退到二线，又去做老部队的工作，把兵权送出去，还帮着稳住军心。这种转身，被毛主席记得很牢。 周恩来不只是规规矩矩执行命令的“老实人”，身上多出一股知错肯让的劲头。 路线问题上，周恩来也动过摇。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那天，延安机场很热闹，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毛主席当众讲了一句客气话，说王明给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不少文字，心里对那一套并不买账。 毛主席私下找周恩来谈过。 话题从中国历史说起，历朝历代结盟，终究还是拳头谁硬谁说了算。那时国共实力差距摆在那儿，共产党一味讲“服从统一战线”，落到现实中，就是把主动权交给蒋介石。 周恩来那时主持长江局，先在武汉，后到重庆，握着新华日报，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思路，只登前半段，把最刺眼的部分压下不发。那一阵，中央多数人跟着王明的口号走，毛主席在政治局里人少势孤，周恩来也没有站到他这一边。 真正把很多人敲醒的，是皖南事变。 新四军几乎被一口吞下，统一战线的牌匾一下掉了漆。 毛主席后来提起，说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比讲多少次道理都管用。从那以后，周恩来和不少领导干部才真正意识到，“一切服从”这四个字不能随便挂在嘴边，统一战线要讲分寸，独立自主是生死关。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和谈判的方式已经变了，更在意自己手里的筹码和主动权。 一九四九年以后，国家建设的琐碎事一件件压上来。 国民经济要起盘，工业要恢复，财政要理顺，外交要重建，中央机关要层层搭架。 毛主席多次在内部说，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 新中国的国民经济骨架，国家管理体制的基本盘，从国务院到各部委，再到下面那些办实事的机构，很大一块出自周恩来的张罗。 在外人眼里，他几乎一直在路上，接待外宾，主持会议，批示文件。 毛主席看的角度不一样，在他心里，周恩来最合适的角色，是把这个庞大机器当成一个家来打理，水电、账本、进出，都交给他。至于国家往哪边走、路线往哪边拐，照样要由另一只手来定。那句“只能当家，不能做主”，既是肯定，也是提醒，把边界画得明明白白。 把这些片段串在一起，周恩来的形象就不再是一个面。 苏区时期跟着教条路线走，背过战场的重责；在鸭溪夜谈里肯认“不行”，把兵权交出去，还要自己做工作稳住队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随王明路线摇摆，皖南事变后转向独立自主；在建国之后搭起国家机器的框架，又被清楚限定在“当家”的位置。 毛主席对他的几次公开评价，有账，有情，有信任，也有警惕，这些话连在一起，成了一段带着棱角的新中国高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