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毛主席参加完会议临时决定下馆子，结账时发现谁也没带钱，毛主席会怎么做？ 一九五五年夏天，北京西郊开完会出来，路边一溜小饭馆，油烟在空中打着圈。车里静悄悄，毛主席肚子先响了，看着窗外，说想吃碗羊肉泡馍。 这个口味早就刻在他记忆里。延安那些年，忙完一天，能和战友挤进小馆子，一碗羊肉泡馍端在手里，汤热、辣子冲，人一下子就缓过来。新中国成立后，公务多了，他和这种街边小馆子，渐渐隔出一点距离。 秘书高智听见“出去吃”，本能反应是安全，劝他回中南海，还提可以多叫几个警卫，把附近看一圈。毛主席脸上的兴致一下就淡了，说老是搞这种脱离群众的架势，吃顿饭也要弄得跟打仗似的？ 气氛有点僵。高智赶紧换口，提起附近一家乐羊肉泡馍的小店。 毛主席一听这几个字，眼神亮起来，点头同意。车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几个人夹在人群里往前走，看上去跟普通客人没两样。 店里闹哄哄，都是街坊，说今年分到的粮多了，说孩子有学上了。一行人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要了三碗羊肉泡馍。羊肉切得厚，馍掰得细，辣子、香菜装在小碗里。 毛主席吃得很起劲，边吃边点头，说这味道对劲。桌上聊的都是家常，说工资，说家里几口人，看上去就是几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干部，下班来对付一顿。 等到碗里只剩一点汤，他手往口袋一摸，动作停住了。 毛主席像闲聊一样，问高智一个月拿多少工资，高智报了数，他点点头，说够你家好好过日子，接着就说：我今天没带钱，这顿你先结一下。 声音不高，分量不轻。 高智心里一紧，手伸进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两人对视一眼，只能一起看向李银桥。李银桥赶紧摸兜，也是干干净净。三个人这才明白过来：羊肉泡馍吃干净了，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账总得有人去说。 高智硬着头皮把老板叫过来，说明出门匆忙忘带钱，明天一定送来。毛主席也站起身，神色里多少有点别扭。老板一开始只是随口应付，抬头一看，人顿住了，眼前站着的竟然是毛主席。 认出来以后，老板连连摆手，说啥钱也不能收。对开小馆子的人来说，毛主席能在自己店里坐一坐，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旁边一桌反应快的低声喊了一句，整间店一下子沸腾，人端着碗往这边挪。 有人想握手，有人只想离近一点看一眼，脸上全是笑。毛主席干脆又坐回椅子，让大家别挤，在身边站下来的，他一一搭话，问家里几口人，问粮食够不够吃。那会儿饭馆里，羊肉味、汗味、笑声搅在一起，热闹得人心里发暖。 人越围越多，高智心里开始打鼓，又不好当众把人往外推，只能凑近提醒该走了。毛主席起身，一桌桌握手往门口走，身后那群人送出去好一截路，才慢慢散开。 钱的事并没揭过去。 第二天，高智按毛主席的吩咐，骑着自行车把六元多钱送回去。 老板连连摇头，说这点东西怎么好意思收钱。高智把话说明白，这是主席交代的规矩，吃谁的，就给谁钱。 推来推去，钱还是留在柜台上。外人只记住了“六元多”这几个字，不好分究竟算谁掏的，却能看见一点：公归公，私归私，一碗泡馍也不能混账。 一年以后，羊肉泡馍又一次端到了他面前，只不过换了地方。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西安机场送走一位外国总统，车队刚要往回走，彭德怀提了句，不如就在外面找家馆子吃一顿。毛主席当场应了，随行的警卫却犯了难，说在外面吃不安全，说话都透着小心。 毛主席听着不耐烦，回了一句：这么多人陪着，吃个饭能闹出啥事？他心里有数，真正要防的是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不是端着碗的普通人。 工作人员提前给新街口南大街上的一家西安食堂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几道菜，也叮嘱要低调。 车队从机场拐到饭馆门口，他穿着灰色便装，戴着口罩，走上二楼。 菜一盘盘端上来，酸辣黄瓜、温拌腰丝、糖醋瓦块鱼、西安烩菜、爆二样、锅烧牛肉，中间是一大碗牛羊肉泡馍。汤色发白，馍泡得不硬不烂。毛主席筷子不时伸向这一碗，很明显还是惦记这口味道。 楼下的食客察觉到二楼有点不一样，抬头瞄一眼，又把视线收回去。 有个会画画的，后来把那天的场景画成油画：几个人围坐一桌，桌上热气翻腾，窗外街景模模糊糊，看着寻常，又有点不寻常。 那家西安食堂后来改名“老西安饭庄”，一直在营业。 墙上挂着那幅油画，不少人进门先看一眼，再点一碗羊肉泡馍，端到桌上，筷子还没伸出去，心里已经在琢磨：当年那个坐在画里的人，职务那么高，出门会忘带钱，也会为一碗饭的账认真补上。 这种把自己放低、把规矩抬高的劲儿，很难不让人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