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这是曾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 小俣行男，这个人的经历本身就很有说服力，1912 年出生在日本山梨县大月市，年纪轻轻就进了读卖新闻社做记者，1936 年开始跟着日本军队跑新闻，算是全程贴近一线的观察者。 1937 年夏天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他跟着部队到了上海，之后又跟着部队一路推进到南京外围，手里的笔记本和相机就没停过，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日期、地点和看到的事，采访过日军军官，也天天看着士兵的日常，他的记录不是道听途说，是亲眼所见的一手情况。 小俣行男后来在 1982 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侵略 —— 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里面不光记录了日军强奸后杀人的暴行，还详细写了更多让人发指的场景。 他提到当时日军抓了大量俘虏，部队问军司令部该怎么处理，得到的答复是 “适当处分”，就是全部杀掉。 这些俘虏被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一排排斩首，第一排杀完，就让第二排的俘虏把尸体扔进江里，再接着被斩首，从早杀到晚，一天也只能杀两千人。 后来士兵杀累了，就用重机枪扫射，俘虏们拼命往江里逃，却没有一个人能活到对岸。 可能有人会觉得，一个日本记者的话会不会有偏向？但小俣行男的记录，和其他很多史料能对得上，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当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写了一本《日军侵占南京目睹记》，里面明确写着，日军进城后，强奸事件天天都在发生，一个晚上至少有一千起，白天也不停，只要妇女反抗，就会被刺刀捅死或者开枪打死。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下了当时的实景，里面有被日军奸淫后杀害的妇女，还有到处都是的尸体，这些影像后来在 1947 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当庭播放作为铁证。 更让人揪心的是，小俣行男描述的 “强奸完就杀掉”，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而是当时日军的普遍恶行。 年逾六旬的程瑞芳，1937 年时 62 岁，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工作，她的日记里记录，日军不光屠杀男人，还对妇女肆意施暴，很多妇女被侵害后都没能活下来，街上到处都是无辜百姓的尸体，有的地方尸体被狗拖拽，惨不忍睹。 南京军事法庭后来审判时，有 80 余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还包括外籍证人，他们都证实了日军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程瑞芳本人还曾在 1946 年前往日本，作为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揭露日军的暴行。 这里面有个很让人矛盾的地方，小俣行男作为日本随军记者，本是跟着部队记录所谓的 “圣战”，一开始他也相信日军宣扬的 “军规严格”。 但亲眼看到日军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看到俘虏被当成牲口一样处理，看到士兵们把强奸杀人当成平常事，他心中的 “圣战” 形象彻底崩塌了。 他在书中坦言，自己听完联络员的叙述后，才明白所谓的 “严格军规” 都是谎言，那根本不是战场，是赤裸裸的屠场。 这些暴行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里就写着，“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这就说明屠杀是日军上层定好的政策。 这份日记于 1984 年被公开发表，进一步印证了日军屠城的计划性，小俣行男记录的士兵强奸杀人，其实就是这种整体暴行的一部分，士兵们在上级的默许甚至纵容下，彻底丧失了人性。 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6 年开庭，历时两年零六个月审理，在判决书中专门用两个章节写南京大屠杀，确认日军的暴行持续了六个星期，屠杀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还不包括被抛进江里焚毁的尸体。 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则确认，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同胞达三十万人以上。而小俣行男的证言，和这些法庭判决、外籍人士记录、幸存者日记、现场影像一起，共同钉死了日军的罪行。 现在有些日本右翼势力想否认南京大屠杀，但历史真相不会被掩盖。小俣行男作为加害方国家的记者，主动站出来记录真相，这份证言格外有分量。 他的文字告诉我们，那些惨痛的经历不是传说，是无数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记忆。我们铭记这些真相，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守住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