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直言：“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这是刚开始搞人民公社毛主席说的，不得不说看问题是真毒辣！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天干得厉害，庄稼像被火烤过。 黄河有段时间断了流，北方不少田地被沙子埋住。 账一合，全国粮食三年少了近两千五百万吨，相当于三亿人的一年口粮。很多村里锅里见不到整把粮，有的地方靠野菜、糠皮过日子，饿死人的消息陆续传来。 负责经济的陈云，那阵子整个人都绷着，干脆往农村跑，到地头看实情。 在老家，他第一站就进了猪圈。 集体养猪场里一片热闹，公猪母猪、大猪小猪全挤在一起抢饲料。结果，小猪吃不着，瘦得像柴棍，大猪也养不肥，饲料一车车倒进去，看不见多少回报。 看了几回，他提了个法子，把猪分给社员领养，平时各家负责喂，账照样记在集体名下。 过一段再看，猪身上有肉了，料也省了，这笔账谁都算得清。事归谁管，利往哪儿算，这道理在他心里越发清楚。 猪圈这一茬，很快牵到地里那几垄庄稼。 大锅饭有大的气势，可真到地头，人多手杂，劲容易散；到了自留地，每一行苗农民都当个宝。 陈云琢磨，要是在集体的壳子下，把责任包得再实一点，把收益和辛苦拴得紧些，粮食也许能多打一截。 一九六二年，调查摸得差不多，他动笔往上说。 七月，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把三年灾情、农村见闻、包产到户的设想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摆出来。大意就是，土地公有不动，集体这块牌子还在，只是在生产上把任务和收成都包到具体农户，让人对自家那块田更上心。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都觉得动一动有道理，有人提议先选地方试点。 几位都松了口，陈云心里多了几分底，以为毛主席那边即便意见多，总能给条试验的缝。 见面那天，很快就说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毛主席听完，脸色沉下来，当场扣了“修正主义”“分裂集体”的帽子。之后开会，他又点名，给这类主张盖上“完全不符合国情”的章，态度摆得很死。 在他那本账上，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家底和路子。 新中国刚立没几年，重工业几乎从头起，要追上去，只能把有限的粮食、资金、劳力往关键地方集中。 农业不只是养活人，还得给工业提供原料和积累。 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得守住对农村资源的调度权。 包产到户看着照顾了农户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可一铺开，心思和物力很容易又拐回小家里。 他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指的就是小农那套。小块地种了几千年，丰年还行，一到灾年，抗风险差，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也拉得快，种得好的慢慢冒头，种不好的很快被拍下来。 “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在他眼里不是吓唬人，而是从旧社会许多教训里抽出来的结论。 提到“讨小老婆”，也是在敲打那股旧风气可能借势翻身。 顶层空气紧了，陈云的路子却没立刻断。 在不少农村，政策换个说法，挂上“包产到户”的牌子，小心翼翼往前探。 任务分到户，产量和收入挂在一起，农户对自家地几分几厘算得更细，田间地头的劲头一天天往上冒。 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抬了上去，不少地方的粮囤重新装满，农村经济从低谷往上爬。 问题也跟着尖起来。包产到户越见效，就越碰到那根弦。 毛主席对长期搞这套始终不放心，担心资本主义那股念头顺着“多劳多得”这道缝钻进来，一点点把集体挤空，把原先想好的社会主义基础掏空。他更盯着工业化的节奏和制度的稳固，不愿让农村先走出一条容易分裂的路。 试点最后没撑大。没有哪天专门宣布结束，可文件里的口风、干部嘴里的说法慢慢变了，基层心里也就有数，该收的收，该停的停。 包产到户在农村亮过一阵，像夜空里划过去的一道亮光，很快就看不见了。 后来，毛主席又说过“陈云的主张是好的”。这句话听着有点拧，可放在整个过程里看，一头是地头、猪圈里生出来的办法，救急增产见效；一头是从国家长远布局出发的顾虑，怕新制度又被掏根，两边都有自己的理路。 这些年，网上谈到这段往事，不少人一句“权力欲”就想盖棺。可那三年少掉的两千多万吨粮食，那三亿人的一年口粮空白，还有当时工业基础的家底，都摆在那儿，事情很难一句话说明白。 政策是在这种压力下面长出来的，不是凭空写在纸上的几行话。 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年包产到户带来的增产和恢复，该记；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那几次强硬表态背后的算计，也不该抹掉。 把这一段搁回那个岁月，看清纹理，比急着给谁盖章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