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史上，戴季英是一个悲情人物。

因为革命斗争坚决，他被敌人视为“洪水猛兽”；但也因为性格问题，屡次在内部关系处理中意气用事，被毛主席称为“不可救药的人”。而关于戴季英，更令人惋惜的是他的结局。建国后，任职开封的他因不满职务太低，主动写信向上级要官，但最后毛主席给他的回复却只有一句话：

“撤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其实对戴季英，毛主席的情感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欣赏戴季英的能力与魄力，这是一个逆境中能翻手云雨的大才。但另一方面，主席又怒其不争，鄙夷其不堪的行事作风。说到底，戴季英身上背负的“旧账”太多，“伸手要官”只是导火索，他被弃用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过去对刘志丹等革命烈士的亏欠。

1927年，是中国革命高潮与低谷并存的一年。这年10月，两湖秋收起义均告失利。在湖南，毛主席在率部攻打长沙受挫后，转向井冈山区游击作战。在湖北，主持全省工作的罗亦农在汇报工作时，曾无奈感慨：

“湖北的斗争，可以说已经失败了。”

值此危难关头，是时任黄安县代理书记的戴季英，孤身前往汉口找到罗亦农，说黄安可以发动两三万革命群众，还有四五百支长短枪，这是一个大有可为之地。正是这一席话，给了罗亦农新的希望。

一个月后，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安、麻城，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浪潮势不可挡，这便是席卷鄂豫皖三省的“黄麻起义”。在起义过程中，戴季英依旧扮演重要角色，他是总指挥部成员，一边总揽黄安地区的革命组织和宣传工作，一边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的总指挥，军政一肩挑。

再后来，起义接连受挫，部队撤退到木兰山下的闵家祠堂时，只剩下72人，42支长枪，11支短枪，几乎到了绝境。有人提议解散队伍，各自逃命，但戴季英坚决不同意。也正是他的坚持，保住了黄麻起义仅存的骨血。

闵家祠堂这72人，也是红四方面军最早的源头之一。

于中国革命来说，戴季英是有大功之人。

在鄂豫皖根据地，他属于少数能文能武的全才之一。1932年红25军重建，他出任政委，招兵买马，屡立战功。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红25军奉命留守，戴季英又是临危受命，辅佐徐海东征战南北。

徐海东是窑厂工人出身，能打仗，但管理部队却是个门外汉，而戴季英常年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正好弥补了他的弱项。在最初搭档的岁月里，徐海东很佩服戴季英，认为他对内能团结同志，对外能亲近百姓，打仗时指挥参谋也很在行，是个真正的全才。

然而两人的蜜月期又极其短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徐海东看到了戴季英性格中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从1931年开始，鄂豫皖根据地掀起了一场“清除内部特务”的行动，而当时怀疑的主要人群，便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戴季英不仅读过书，还是当年学生爱国运动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在“不被信任”的名单当中。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或许是为了“积攒功劳”。戴季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旗帜鲜明的支持这场行动，并成为“抓特务”的主力干将。在几场事关全局的恶战之中，戴季英都是不顾前线军情紧急，在后方随意抓人，搞得人心惶惶。

老搭档徐海东看不下去，质问他：

“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抓人？”

而戴季英则堂而皇之的解释说：

“你不懂这里面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意志坚决，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

从那时起，戴季英如同变了个人般，阴鸷冷酷，不讲感情。徐海东作为军事主官，虽有心劝谏，但他又常常是自身难保，只能任由戴季英意气用事。

直到红25军长征，徐海东率领先头部队在前面开路，戴季英指挥主力跟进。敌情严峻之际，徐海东再三叮嘱“不可停留，迅速通过”。然而，戴季英却无视军令，擅自命令部队停下休息一夜。不仅如此，他还将疲惫不堪的部队集合起来，听他训话，一训就是两个多小时。

而这一拖延，就误了大事。敌人骑兵奔袭而来，红25军措手不及，戴季英在指挥中又接连失误，导致部队一度被打散。事后，戴季英为了推卸责任，竟将225团副团长张震东抓了起来，扇了他一个耳光，说是他把部队搞垮了，必须严惩。还有红25军的主力战将韩先楚和刘震，也被戴季英说是“救援不力”要处分。

这一次，向来顾全大局的徐海东再也无法容忍。他怒不可遏地冲到戴季英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道：

“战斗失利，责任全在你！要处分，先处分你！”

关键时刻，徐海东用军长的威信压住了戴季英，稳住了濒临崩溃的军心。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对戴季英公开爆发，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在戴季英身上有矛盾的两面，他能够在患难中坚守革命信念，无私无畏，但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开始过于在意自己的权威。刚愎自用且患得患失。

这样的性格，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无异于埋在内部的火药桶。

1935年9月，红25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戴季英在处理内部关系中有“丰富经验”，因此被委任为西北保卫局的局长，专职反间谍行动和捉拿特务。而这一时期，西北的氛围也明显不对，与当年鄂豫皖的那场风波如出一辙。

戴季英刚一上任，就接到了上级“严查特务”的指示。此时戴季英对西北情况并不熟悉，但他却选择了盲目而坚决地执行命令。而被戴季英最先盯上的目标，正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刘志丹。

对于刘志丹，毛主席的八字评价最为贴切：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为了诱捕刘志丹，戴季英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是命人飞马赶往前线，以要“指挥北线作战”为由，急召刘志丹赶回瓦窑堡驻地，然后又将逮捕令藏于密信之中，让通信员送往瓦窑堡的红十五军团保卫部。

戏谑的是，通信员因为不知道密信内容，在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刘志丹，见是副军团长，慌忙地从马上跳了下来，向刘志丹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

“这里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请您看一下。”

刘志丹打开一看，发现这正是戴季英下达的逮捕名单，其中自己的名字更是列于首位。面对这荒诞的一幕，刘志丹非常冷静，他没有调转马头，而是将信退还给通信员，并嘱咐说：

“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吧，告诉他们，我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他让警卫员返回部队，自己单人独骑前往瓦窑堡，结果一到地方便被看押起来。面对戴季英的审讯，刘志丹毫无畏惧，只是说：

“你们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已经看到了，因此我就自己来了。”

然而刘志丹的这份坦荡，却成为了戴季英口中的又一份“证据”。他曾跟其他参与审讯的人说：

“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就是如此狡猾地用这种伎俩来迷惑我们，获取信任！”

为了罗织更多的“证据”，戴季英下令将陕甘根据地县级以上、红26军营级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时任西北宣传部长的张秀山因不肯“供认”刘志丹，不仅被打得浑身是伤，还被戴季英评价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张秀山当时曾无比痛心地对戴季英说：

“我死没有问题，可是26军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来之不易啊！你们可怜可怜26军吧！”

在戴季英的雷霆手段下，一时间陕北根据地人人自危，红26军和红25军更是剑拔弩张。陕北红军主力战将贺晋年后来就回忆说：

“如果毛主席不来，我们就要和红25军打起来了。”

刘志丹很幸运，因为他等到了毛主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十五军团顺利会师。毛主席因不见刘志丹，便问起他的下落，在得知他被捕后震惊不已。毛主席丝毫不怀疑刘志丹，因为他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个老百姓口中的清官，怎么可能会是特务。为了遏制事态发展，毛主席立即下达了“刀下留人”的命令，并派出老资格的王首道急赴瓦窑堡，接管戴季英的保卫局。

王首道出发前，毛主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你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王首道抵达瓦窑堡后，当即传达了毛主席的命令。但直到此时，戴季英仍未有悔改之意，他甚至搬出厚厚的几大卷案宗，声称这些都是刘志丹等人作为特务的“铁证”。

王首道看不惯戴季英的这套托词，直接向他抛出了三个问题：如果刘志丹这批干部都是“特务”，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地方机关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三个问题，戴季英一个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而在王首道仔细地翻阅这些案卷后，却发现其中连一条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

最终，在毛主席的亲自干预下，刘志丹被立即释放。至于戴季英，作为这场风波的主要执行者，按理说他应该要负重大责任，但主席考虑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和红25军都立下了不少功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只是给予了一次警告，这其实就是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应该说，毛主席实际上是想救下两个人，一个是牢狱之中的刘志丹，另一个是困于心魔的戴季英。

刘志丹被放出来了，但事情却并未就此结束。

在刘志丹的档案上，依旧写着那些说他是“特务”的证据。西北地区广袤，消息又相对闭塞，很多人不了解事实，依旧会误会他。作为一个赤诚的革命者，刘志丹无法忍受来自同志的怀疑。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上战场英勇杀敌。

1936年年初，为了“打通抗日路线”，毛主席决定以红军主力“渡河东征，打到山西去”，这也让刘志丹看到了自证清白的机会。

但此时刘志丹因为历史原因，还未恢复原本职务，而是调任红28军军长。28军是一支组建仅数月的新军，下辖只有三个团，共1200余人，步枪更是不到700支。对此，贺晋年后来也是愤愤不平，他不能理解为何就给刘志丹这么点人，还是游击队为主的部队，为什么不能把陕北红军一脉的78师、81师这些好兵给他。

贺晋年常说：

“要是给了刘志丹那些好部队，说不定他现在还好好活着呢。”

刘志丹军事能力很强，东征后一路推进，捷报频传。但随着战事的深入，28军攻坚能力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在三交镇的战斗中，28军攻势一再受挫，刘志丹心急如焚，便让政委宋任穷坐镇司令部，自己亲自赶往一线指挥战斗。而就在他视察敌情时，一颗子弹击中左胸。在战士们将刘志丹抬到司令部时，他已经因大动脉出血己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三岁。

刘志丹牺牲后，周恩来的评价最中肯：

“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没有这个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刘志丹的牺牲，靠前指挥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是他急切的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28军作为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千余人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具备打大仗的能力。陕北有那么多好部队，都是刘志丹亲手带出来的嫡系精锐。正如贺晋年所说的那样，但凡将78师、81师这些好兵给他，刘志丹断然不至于连一个小小的三交镇都要身先士卒。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还是戴季英在陕北的意气用事。

戴季英常说，论资历，黄麻起义时他就在了；论功劳，红25军孤军长征，他是政委，先到陕北给中央红军腾出了地方；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也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才会在建国后主动居功要官。

但也正如毛主席在刘志丹追悼会上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在黄安，老百姓们都记着戴季英的好。家乡的村民们常说，戴家革命不容易，戴季英的父母以及四位兄弟都是为革命牺牲，一家人就剩下戴季英一个。但在开封，戴季英却处事高调，心里只有权势地位，忘记了革命的初衷。

刘志丹牺牲了，但英魂常在。而戴季英的结局，何其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