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政权为抵御清军南下、延续华夏衣冠，曾数次遣使赴日请求出兵援助，这一历史事件被有心人定义为低三下四，没有气节。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敌我态势、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及请求出兵的实际内容来看，根本不是这样的。

南明的这个举动，属于王朝覆灭之际为谋求生存而开展的外交努力，是华夏文明存续的紧急呼救，从来没有什么低三下四，没有割让领土更没有什么妥协。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军入关，迅速席卷北方，继而南下功绩南明政权。此时，无论是弘光政权、隆武政权还是永历政权，都始终处于清军的高压围剿之下，南明军事上节节败退，疆域不断萎缩，财政匮乏、兵力短缺成为常态。面对生死考验，南明政权的首要目标是抵御异族入侵、保住华夏文明火种。此时的日本，虽与中国隔海相望，但在历史上与中原王朝有着长期的文化与贸易往来，且具备一定的军事力量，重要的是，日本还算是汉文明圈的成员，是南明能够触及的潜在援助力量。在强敌压境、生死攸关的时刻，向潜在盟友请求援助，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做出的生存选择。南明的乞师文书中，虽有恳请，求援等词，但始从未放弃自身的政权主体性，更未向日本称臣纳贡、出让国家主权，完全没有什么低三下四之说。

南明乞师并非单方面的卑微乞求，而是基于历史渊源与共同利益的平等诉求。中日两国早在隋唐时期便开始深度文化交流，日本深受华夏文明影响，对华夷之辨有着一定的认同。南明遣使乞师时，多次强调是夷狄乱华，不仅危及南明政权，也可能影响东亚地区的传统秩序，试图以文化认同唤醒日本的共鸣。同时，南明也提出了明确的合作条件，如承诺战后以物资回报日本的援助，这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外交谈判，而非卑微乞求，是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关系。这属于平等国家之间的外交行为，所谓低三下四，实则是就是一种看笑话的说法。

南明使臣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乞师是为了民族存续，而非个人苟且。南明历次遣使乞师，使臣多为心怀家国的忠义之士，他们肩负着王朝存续的重任，远赴日本，虽需言辞恳切以争取援助，但始终保持着华夏士大夫的气节。例如，弘光政权时期的使臣马绍愉，在与日本幕府交涉时，始终以大明使臣身份自居，清晰阐述南明的处境与诉求，并未有丝毫奴颜婢膝之举。这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非为了维系某个皇室的私利，也远远未向后来的康德奔日。这种以民族大义为核心的诉求，本身就具备崇高的精神力量，这种行为不仅不卑微，反而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