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她们哭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这个男人叫罗健夫，才47岁，是航天工业部771所的工程师，一个把命都交给国家科研的“傻子”。谁能想到，这个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两年多的人，直到去世前三个月，还在实验室里趴在桌上画图纸。

解剖室的空调吹着微凉的风，却压不住空气里的沉重。医生的手术刀落下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那些密密麻麻的肿瘤像附骨之疽，侵占了他的五脏六腑，连骨头缝里都没能幸免。主刀医生摘下口罩，眼眶通红：“行医这么多年，从没见过有人把自己熬到这个地步，癌细胞扩散两年多，居然还能硬撑着工作！”

这话让旁边的护士小周想起了三个月前的场景。那天她去771所给加班的科研人员做体检，远远就看见罗健夫趴在满是图纸的桌上，后背弓得像块被压弯的钢板。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右手握着铅笔，左手按着图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小周走过去提醒他测血压，才发现他额头上全是冷汗，脸色白得像纸。“罗工，您这血压太低了，得赶紧去医院查查！”可罗健夫只是摆摆手，用袖子擦了擦汗，声音沙哑却坚定：“再等等，这组数据马上就算完了，卫星通信设备可不能耽误。”

谁能想到，那时的他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彻夜难眠。同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罗健夫经常在办公室疼得直皱眉，却从不说一句苦，实在忍不住了就嚼几片止痛药，然后接着趴在图纸上。有次所长硬拉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偷偷跟所长说：“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可罗健夫拿到诊断书后，只是默默藏了起来，第二天照样准时出现在实验室。他跟所长说：“现在正是项目攻关的关键时候，我要是走了，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条命不算什么，国家的科研任务不能停。”

熟悉罗健夫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就是个“工作狂”。上世纪70年代，国家急需卫星通信设备，他主动请缨牵头研发。没有图纸参考，没有先进设备，他就带着团队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钻研，白天泡在实验室做实验，晚上趴在桌上画图纸，经常一熬就是通宵。实验室的灯，常常是整个研究所最后熄灭的那一盏。有次冬天加班到凌晨，同事发现他冻得瑟瑟发抖，才知道他为了给项目省钱，把自己的棉衣捐给了实验室做保温材料，自己只穿了件薄外套。有人说他傻，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偏要遭这份罪，他却笑着说：“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就得有人站出来扛着。”

癌细胞的扩散速度远超想象，后来的日子里，罗健夫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吃不下饭，体重从140斤降到了不足100斤，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每天坚持去实验室，坐在椅子上指导年轻同事调试设备。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连笔都握不住了，还让妻子把图纸拿到病床前，用眼神示意同事哪里需要修改。

1982年3月，罗健夫在病床上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用生命换来了我国第一台卫星通信地球站设备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国内这项技术的空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的外汇。而他自己，却没来得及享受一天清闲日子，没给家人留下多少积蓄，只留下了一柜子的科研笔记和满墙的荣誉证书。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享受着便捷的卫星通信、见证着航天事业飞速发展时，不该忘记像罗健夫这样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生的坚守和付出，为国家的发展筑牢了根基。罗健夫用生命告诉我们，所谓的“傻子”，其实是最清醒的人——他们明白个人的价值永远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明白坚守初心、为国奉献，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代人铭记和传承，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的国家在风雨中不断前行，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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