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夜，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两名男子冲进派出所，一句话让民警惊出冷汗：氢弹核心部件被偷了！

消息连夜传到中南海，周总理脸色凝重，给公安部立下死命令：十天内必须破案。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如何在保卫人员眼皮底下，盗走国家最高机密？公安部能否在短短十天内找回部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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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十年搞出原子弹、氢弹的目标，全国科研力量迅速向核领域集结。

在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炸响后，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八个月，创下了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1969年3月，科研所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小心翼翼将自动仪装进特制包装盒。

这个巴掌大的金属部件，外观像台老式半导体收音机，重量却有三斤多，内部精密结构直接决定氢弹能否精准引爆。

由于地方检测仪器精度不足，必须将它送到北京国防科委做最终鉴定，护送任务落到了研究所保卫科长秦家康肩上。

秦家康是二十年军旅生涯的老战士，深知此行责任重大，没有选择兴师动众的武装护送，因为那样反而会引来敌人注意。

经过反复斟酌，他决定大隐于市，用普通黑色人造革拎包装载部件，再用细铁链将包锁在火车行李架上。

自己带着学过武术的科员杨晓晨，伪装成普通旅客，乘坐596次列车前往北京。

出发前，秦家康特意将拎包做旧，在部件外层裹了三层防震棉，确保万无一失。

3月18日清晨，596次列车从太原站缓缓驶出，两人坐在三号车厢靠窗位置，将装着自动仪的拎包锁在对面行李架上，铁链一端牢牢缠在手腕上。

两人约定轮流值守，哪怕吃饭、上厕所，也始终保持一人盯着行李架。

火车穿行在山西境内的群山间，车厢里乘客拉家常、打牌消遣，唯有两人紧绷着神经，有人想搭话，都被他们客气地岔开话题。

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当晚九点，列车准时抵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

乘客纷纷起身拿行李，杨晓晨上前解开铁链，刚拎起拎包就脸色骤变，因为包的重量不对。

秦家康赶紧接过包，手指一捏就知道糟了，颤抖着拉开拉链，里面没有熟悉的金属触感，只有两团揉皱的旧报纸。

部件呢？

秦家康的声音颤抖，杨晓晨瞬间慌了神，两人在行李架上翻找，又在车厢里四处询问，可自动仪早已不见踪影。

他们顾不上多想，抱着空包冲向车站派出所，沿途的雪粒打在脸上，却丝毫感觉不到寒意。

这要是找不回来，不仅他们俩无法交代，国家的核事业都可能遭受重创。

派出所民警听完案情，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边安排人保护现场，一边向上级汇报。

消息连夜传到公安部，又直达中南海，当时周总理正在批阅文件，得知后立刻放下笔，拨通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电话：

“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关乎国家安全，必须在十天内破案，找回部件！”

谢富治不敢耽搁，连夜召集北京、山西、河北公安负责人，以及铁道部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黄碧华担任组长。

专案组连夜召开会议，结合当时的国内外的局势，提出了三个侦查方向：

一是外国间谍所为，想窃取我国核技术；二是国民党特务破坏，阻挠我国核事业发展；三是流窜小偷误打误撞，不知道包内是重要部件。

可无论哪种可能，时间都不等人，因此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奔赴太原，从科研所源头排查是否有内鬼。

一路围绕列车展开调查，走访乘客和乘务员，最后一路加强边境口岸等地的排查，防止部件被带出境外。

秦家康和杨晓晨作为当事人，虽然有多年党龄和军旅背景，也暂时被限制行动，接受详细询问。

然而五天时间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太原排查所有科研所人员，没有发现异常。

列车走访组询问了上百名乘客，没人注意到可疑人员；边境排查也没有任何线索，那作案的是谁呢？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山西警方传来一个消息：太原一家旅馆的登记簿上，有个叫司马远的旅客，用繁体字登记信息。

他为何用繁体字？还自称是苏州江南机械厂采购员，可机械厂回复查无此人，莫非就是这个人偷的？

专案组立刻派人前往旅馆，可当民警敲响房门时，里面传来含糊不清的回应，等了片刻再敲门，却没了动静。

民警果断破门而入，房间里空无一人，只留下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有几本加密电报，一张标注着军事基地位置的地图。

原来这是特务！专案组迅速展开抓捕，三天后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将司马远抓获。

审讯中，司马远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任务正是搜集军事机密。

可当问到氢弹部件时，他却一脸茫然，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自动仪。

虽然捣毁了一个特务网络，算是意外收获，但核心案件仍毫无进展，此时距离周总理限定的十天期限，只剩下四天。

就在这时，周总理的电话再次打来，没有批评，只说了一句，要是现有力量不够，就找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帮帮忙。

这句话点醒了黄碧华，他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退休老刑警郭应峰，曾是公安部赫赫有名的神探。

黄碧华曾破获过故宫飞盗案，从文物碎片入手，揪出潜伏在文物局的特务，还侦破过卢沟桥碎尸案，仅凭死者衣物上的纤维，锁定了凶手。

1968年，他退休后，回到山西老家养老，本想安度晚年，却没想到被再次请出山。

郭应峰接到任务后，没有立刻出发，而是要求专案组，先把所有卷宗和证物送到他家里。

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郭应峰关在书房里，逐字逐句研读卷宗，随后到专案组驻地，一开口就推翻之前的侦查方向：

这不是特务案，就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作案者是山西小镇的年轻女性，曾在剧团工作，刚入行做小偷不久！

在场民警都愣住了，退休老刑警没去现场，没走访任何人，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郭应峰拿出那两团旧报纸，指着几处淡淡的油渍解释，这是红灯牌香脂，只有山西京原铁路沿线的小镇上有卖，年轻人用得多，年纪大的人用会觉得轻浮。

他又拿起那个黑色拎包，指着锁扣处解释，锁是被专业工具打开的，手法很熟练，但换包时却留下了香脂痕迹。

这说明作案人技术好却不细心，大概率是刚入行，经验不足，因此就能推断出来。

郭应峰结合秦家康的回忆分析，既然有褐发男子曾在行李架旁停留，声音像女声，这很可能是女扮男装。

能把男装演绎得惟妙惟肖，又懂化妆技巧，最有可能的，自然就是剧团的女演员。

她选择偷这个包，只是因为两个守卫看得紧，以为是贵重物品，根本不知道是氢弹部件。

专案组半信半疑，按郭应峰的思路重新调整方向，调取了近一个月，太原铁路沿线的火车盗窃案记录。

他们发现有四十二起窃案，其中五起都是开锁换包手法，受害者描述的嫌疑人特征，高度相似。

这个作案者身材高挑，有时男装有时女装，动作敏捷，最终锁定是外号叫蝴蝶的女人。

蝴蝶的真名叫奚若兰，年仅二十五岁，曾是晋剧团的演员，长相漂亮，身材高挑，擅长扮演男性角色。

后来剧团解散，她不愿去工厂做工，就拜当地叫锁王的人为师，学了开锁的绝技，专门在火车上盗窃。

案发第九天，民警在一家饭店发现了奚若兰的踪迹，但郭应峰阻止了民警的抓捕行动。

现在抓她，她不承认偷了部件，找不到东西还是白费，于是他沉思片刻，想出了引蛇出洞的计策。

郭应峰让民警假扮成普通乘客，坐在奚若兰邻桌吃饭，自己则扮演成老偷，趁机悄悄拿走了民警放在桌上的钱包。

这一幕正好被奚若兰看在眼里，她想自己学开锁没多久，正愁没人指点更高明的偷窃技巧，眼前这个老偷的手法，正是她梦寐以求的。

等郭应峰走出饭店，奚若兰立刻追了上去，表示想拜师，但郭应峰没答应，要先看她先证明自己。

奚若兰急于证明自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战绩，从偷钱包到偷手表，最后得意地说：

前几天她在火车上偷了个黑包，锁得特别严实，还以为是金银珠宝，结果是一块破金属，气得扔到太原人民公园的水池里了。

就在这时，郭应峰使了个眼色，埋伏在周围的民警立刻冲上来，将奚若兰当场抓获。

民警连夜赶到公园，终于在黎明时分，找到了那个包裹着防水布的TQD自动仪，此时距离十天期限，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

经检查，自动仪虽然沾了水，但内部精密结构完好无损，鉴定工作仍得以顺利进行。

1972年，当氢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时，很少有人知道，那场惊心动魄的部件失窃案，曾差点让这项伟大事业遭遇挫折。

奚若兰因盗窃国家重要机密物资，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而郭应峰这位老刑警，在破案后回到了老家，拒绝了所有表彰。

岁月铭记着科研英雄的功绩，也记得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国家安全的普通人，因为他们同样是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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