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老态龙钟的张学良回忆起了于凤至：我和她没感情，不过生儿养女！她也有外遇，张学良说的这番话，是他90岁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采访时说的，这话一出，直接颠覆了世人对于凤至“贤良坚忍原配”的固有印象。
采访的录像带刚寄走，张学良就让看护把轮椅推到书房。他指着书架顶层一个落灰的木匣：“拿下来。”
匣子很轻。他打开，里面没有信，只有几张泛黄的英文剪报，边角被熨斗烫得平整。第一张是1955年《洛杉矶时报》的一小块财经版，标题是“华人女投资者于凤至再购入比弗利山庄地产”。
张学良戴上老花镜，手指划过那个名字。他记得，那年他还在高雄西子湾，对着同一片海，但不知道海那头她在买地。
第二张是1960年的社交版短讯：“于女士今日出席慈善晚宴，拍下一幅中国古画。”旁边附了张模糊的照片，她穿着旗袍，微笑得体。张学良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涩。
他突然把剪报塞回木匣，推着轮椅转到窗前。院子里，赵一荻正在修剪玫瑰，动作熟练。她穿着素色连衣裙，那是于凤至年轻时最喜欢的样式。
几天后，张闾琳从美国打来电话。例行问候后，儿子犹豫了一下：“父亲，母亲……于妈妈留下些东西，律师说需要您签个字。”
“什么东西？”
“几处房产，一些股票。还有……她在洛杉矶墓园边的那个空位，也转到了您名下。”
张学良握着听筒，没说话。电话里有轻微的电流声。
“她说，那个位置是给您的。”张闾琳的声音很低，“但她也说，您不用去。”
“知道了。”张学良挂断电话。
夜里，他让看护把木匣又拿下来。这次，他从匣子夹层抽出一张薄纸，不是剪报，是一份1946年的英文诊断书复印件，署名医师是罗伯特·肯特。诊断结论一栏写着：左侧乳腺恶性肿瘤，建议立即手术切除。日期下方，有一行很小的中文备注，笔迹熟悉：“勿使汉卿知。”
张学良把纸折好，放回原处。他关掉台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饭时，他突然问赵一荻：“你跟她通过信吗？”
赵一荻盛粥的手停住了。“谁？”
“凤至。”
“……通过几次。她寄过圣诞卡。”
“说什么？”
“问您好。”赵一荻把粥碗轻轻放在他面前，“别的，没什么。”
张学良拿起勺子，又放下。“她手术那会儿，你知道？”
赵一荻沉默片刻，点点头。“事后才知道。她不让说。”
“怕我担心？”张学良笑了，笑声干涩，“我那时自身难保，能担心什么。”
粥渐渐凉了。窗外的鸟在叫。
一个月后，张学良让看护联系洛杉矶的墓园管理处。他口述了一封信，很简单：“空地请保留。费用从我账上走。”看护写完念给他听，他点点头：“寄吧。”
信寄出后，他仿佛了了一件事，精神却明显萎靡下去。他开始长时间对着窗外发呆，有时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什么。赵一荻把相册里那张空缺的照片——于凤至和三个孩子的合影——重新放回去，摆在客厅最显眼的架子上。张学良看到，什么都没说。
1991年春天，张学良因肺炎住院。出院回家那天，阳光很好。他坐在院子里，忽然对赵一荻说：“给我讲讲，她最后的样子。”
赵一荻在他身边坐下，声音平静：“闾琳说，她很瘦，但穿戴整齐。床头放着全家福，就是相册里那张。她走的时候是清晨，很安静。”
张学良望着远处，树影在他脸上晃动。“她恨我吗？”
“她说，不恨。”赵一荻轻轻握住他的手，“她说，你们只是路不同了。”
那天傍晚，张学良让看护把木匣拿到院子里。他一张一张取出剪报，铺在膝上。最后，他把所有纸张连同那份诊断书复印件，一起放进身旁点燃的小炭盆里。
火苗蹿起来，迅速吞噬了那些烫平的边缘、英文标题和熟悉的中文备注。烟很轻，被风吹散。
赵一荻站在门廊下，没有阻止。她看着火光映在他脸上，那双曾经叱咤风云的眼睛，此刻只是静静看着火焰跳动，直到最后一点灰烬变黑、碎裂。
炭火熄灭后，张学良把空木匣递给看护。“收起来吧。”他说。
夜里，他睡得沉了一些。月光还是照在地板上那道白，只是这次，他没有再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