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吴芝圃被降为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此前他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后，他又被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

对一名曾经主持一省工作的干部来说，这不是普通调动。可通知送到时，他没有停下来争辩，而是在省委办公楼里整理抽屉。

第一书记的印章，他用红布包好，放在桌子正中间。常用的钢笔，他插回原来的笔筒。秘书站在门口，不知道怎么开口，他抬头只问了一句，新来的同志到了没有？

听说还没到，他接着说，到了就把这些交过去，别等我。

这几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却把交接这件事说清楚了，职务可以变化，手续不能拖，手里的责任也不能因为换了位置就丢下。

新班子到任后，吴芝圃没有马上搬出省委大院，只换了一间小办公室。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不太像一般离任干部会做的事，把过去几年经手的重要文件重新翻出来，分成三摞。

一摞是各地报上来的灾情材料，一摞是迟迟没有处理完的干部申诉，还有一摞，是他自己认为需要重新核实的数字。

这些材料没有被他带走，而是整齐放到了新书记的办公桌上，还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明事情由他经手，情况比较复杂，建议优先处理。

有人私下劝他，既然已经降了职，何必还要管这些？

吴芝圃放下茶杯，意思很明确，错了就是错了，该自己收尾的，不能甩给别人。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说得多重，而在于他把责任指向了自己。职位变了，过去处理过的事情还在，材料里的灾情、申诉和数字，也不会因为换了书记就自动消失。谁接手，谁就得面对，可前任至少不能装作没看见。

调令送来时，吴芝圃正在看一份春耕简报。他合上文件，对秘书说，去中南局，文教这一摊，自己熟。

这次调动，把他从河南的具体事务中挪开了，也把他放到了一个新领域。分管文教，听上去不像直接抓经济和地方工作那么显眼，可学校能不能上课，老师能不能回到课堂，同样关系到很多家庭。

到了广州，中南局把文教工作交给他。第一天上班，他没有急着表态，也没有先写长篇文件，而是让秘书找来中南几省最近半年的教育简报。

翻了两个小时，他发现一些地方的问题并不复杂，学校缺老师，课堂被停，校舍被改作仓库，原因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教师被抽去参加中心工作。

这件事该怎么查？是坐在办公室里继续看材料，还是到现场看看？

吴芝圃选择了后者。他挑了一个最近的县，直接下到一所中学。教室里只有十几个学生，黑板上的字还停留在上个月，校长面对询问，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老师被抽去搞运动了。

他没有在学校里反复追问，转身去了公社。

公社书记认出他后有些紧张，吴芝圃却说，不查你，只问一句，老师什么时候能回来上课？

对方回答，中心工作结束就回来。这个回答听起来稳妥，可问题也在这里，中心工作一项接一项，学校的课难道要一直等下去吗？

吴芝圃的态度很直接，中心工作永远有，孩子耽误不起，明天就放人，出了问题自己担着。

公社书记找出抽调教师名单，一共十二人。吴芝圃没有要求所有人当天全部回校，而是定下了一个能执行的办法，第二天先回来六个，剩下的轮流回去，课堂不能停。

这个安排有一个特点，不是只讲原则，也不是简单地把人全部调回，而是考虑到地方还有其他工作，先让学校恢复基本教学，再逐步补齐教师。

事情到了基层，能不能落地，往往就差在这一步。

回到广州后，他写了一份关于恢复教学秩序的报告，直接递了上去。有人提醒他，刚到新岗位就提出这么尖锐的意见，可能不太合适。

他没有绕开问题，自己管文教，这就是自己的事，不合适也得说。

报告送上去后，中南局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支持，有人认为他推进得太急。最后，相关方面决定先在几个县试点，逐步把被抽走的教师放回学校。

吴芝圃没有参加那场讨论，他在办公室里等消息。秘书回来告诉他结果时，他正在看新的简报，只点了点头，先试。

部分学校恢复上课后，问题并没有一下子全部解决。试点只能解决一部分地方，教师紧缺、工作交叉、基层执行不一致，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吴芝圃也清楚，自己分管的是文教，不可能包办河南的事务，更不可能改变所有地方的局面。

他能做的，就是把手上的工作往前推一点。

每天快下班时，他会把当天处理过的文件再翻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什么。这个习惯也延续到其他材料上，尤其是各地报来的数字，他总要多问一句，核实过没有？

有一次，中南局内部开会时，有人提到河南灾情。吴芝圃没有插话，只把笔记本合上，坐得笔直。会后有人问他，为什么刚才不说话？

他的回答很克制，河南的事，现在没有发言权，但会听着，也会记着。

后来，他在看各地材料时，更习惯追问数字有没有核实。有人嫌他问得细，觉得这样太啰嗦。

他只对秘书说，自己在河南栽过跟头，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再栽一次。

职务变化考验的不是一个人还能不能继续发号施令，而是没有原来那么大权力之后，还愿不愿意把该看的材料看完，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把眼前能做的事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