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当了首任水利部长。但没过多久，周总理发现水利部送上来的文件，签字栏里反复出现的都是副部长李葆华的名字，部长傅作义的签名几乎看不到。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傅作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水利部于11月1日正式办公，李葆华担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个班子从一开始就有明确考虑：傅作义主持行政工作，李葆华协助他，同时负责党组方面的事务。
水利部刚成立时，摊子一点也不小。1949年12月形成的部门条例，把防洪、灌溉、排水、航道和水力利用等都列入职责。那时许多江河堤防需要修复，农业生产也急着恢复，一个文件背后往往连着几个地区的生产生活，部长能不能真正主持工作，自然不能含糊。
傅作义被安排到水利部门，也不是单纯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后的职务安排。他在绥远工作多年，对河套地区的灌溉、水患和农田建设并不陌生。周恩来筹建新政府时，把这段经历考虑进去，提名他负责水利工作，还专门调李葆华来协助。
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水利部搭班子时，周恩来主动请傅作义推荐人才。傅作义提出了熟悉水利的张含英以及刘瑶章等人，随后相关人选进入水利部工作。这意味着傅作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只挂名、只出席会议的部长，而是真正参与了部门组建。
麻烦出在实际运转以后。傅作义是党外人士，李葆华既是副部长，又负责党组工作。新政府刚建立，党内工作与行政工作怎样衔接，很多部门都在摸索。1950年3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还专门提出，党组会议不能代替行政会议，要使党外负责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
可水利部的文件很快暴露出一个问题。周恩来发现，报上来的文件里缺少部长傅作义的签名，这种情况显然不正常。随后，他明确要求，没有傅部长批示的文件一律无效，并对不让党外负责人有职有权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个处理的重点，其实不是替谁“争面子”，而是把行政责任重新摆正。
傅作义本人却没有把这件事变成个人之间的争执。他进入水利部以后，最常干的一件事不是守在办公室等文件，而是往江河、堤坝和工地跑。他知道自己并非水利科班出身，因此更愿意到现场看情况，听技术人员意见，再回来研究方案。
钱正英后来回忆，傅作义对水利工作十分认真，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外调查。从黄河、淮河到长江流域，很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到工地不仅问工程进度，还会看工棚、伙食和群众生活，这种工作方式慢慢成了他的习惯。
1950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洪灾，治淮很快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水利任务。周恩来反复听取方案，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以及相关地区负责人都参与研究。治水不是开一次会就能解决的，需要把上游、中游、下游的利益放在一起考虑。
1951年，傅作义和李葆华一同到淮河视察。前往洪泽湖蒋坝时，有一段路汽车根本过不去，傅作义没有停在原地等汇报，而是和同行人员步行前往。这个场景反而能看出，办公室里职责理顺以后，两个人真正要面对的，还是堤坝、洪水和工程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到了1952年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时，这种分工更加清楚。周恩来召集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以及水利专家、地方负责人共同研究，随后李葆华还赶赴武汉继续协调。大型水利工程牵涉地方、人力、材料和技术，部长、副部长和专家缺一块，都很难顺利推进。
所以，把早期水利部的这段经历简单理解成傅作义和李葆华之间的“权力较量”，反而容易把事情看窄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新建立的政府部门，如何让党组工作、行政责任和专业技术各归其位。周恩来发现苗头后及时定下规矩，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职责明确以后，傅作义继续把大量时间放在水利一线。后来建设三门峡等工程时，他仍然沿黄河实地查看情况。对他来说，部长的价值并不只是文件末尾留下一个名字，更重要的是知道工程为什么这样修、百姓需要什么、专家为什么提出不同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写错的时间点。傅作义并不是从1949年到1972年一直担任名称完全相同的“水利部部长”。1958年机构调整后，他转任水利电力部部长；1972年10月辞去水利电力部部长职务。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逝世。
再回头看那批没有部长签名的文件，就会发现这件事的分量并不在几张纸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制度都在建立，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担任正职，也需要从“安排一个职位”进一步走到“真正承担职责”。只有有职、有权、有责，任命才不是一句空话。
在我看来，这段往事真正值得记住的，也不是谁最后“赢”了。周恩来发现问题后把职责讲清楚，傅作义没有把时间耗在个人得失上，李葆华仍继续与他共同推进治水工作。一个部门能把事情办好，靠的不是谁的名字在文件上出现得更多，而是权责清楚以后，各自把该干的事干到位。最终检验他们工作的，也不是办公室里的座次，而是江河能不能治理、工程能不能落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能不能因此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