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辽沈战役为什么没起义？
当年，卫立煌没有选择起义，并非不想，而是做不到、也不敢做。

1948年10月17日晚，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宣布起义。

此前，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在这支部队里持续活动，起义事项落实到军部和所属部队。曾泽生把军指挥所转到由地下组织控制的第五四五团团部。次日晚，东北野战军从东门进入长春，第六十军撤往九台整编。

同一个东北战场，同一个十月，卫立煌却没有这样做。
他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名义上管着沈阳地区八个军二十四个师，约三十万人。新一军、新六军等中央军主力却各有自己的军、兵团系统，高级将领又能直接接受蒋介石命令。

卫立煌手里有调兵权，却没有一支能够随着他个人政治选择整体转向的嫡系集团。

1948年秋，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约五十五万人，已经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

1947年旅居巴黎时，卫立煌夫妇曾同汪德昭接触。
汪德昭后来设法把他们希望同中共方面联系的信息转报延安。到了1948年1月，卫立煌仍接受东北“剿总”总司令任命，22日抵达沈阳。

进入东北以后，他反复处理的并不是如何发动部队改旗易帜，而是怎样把已经处在劣势中的国民党主力尽量保下来。

2月22日，蒋介石命沈阳主力打通北宁路，并逐步向锦州收缩。
卫立煌不同意单独西进。他判断东北野战军正在寻找围城打援的机会，沈阳主力一旦离开据点，很可能在运动中被截住。他主张由关内部队先加强锦州，再由沈阳方面配合。

东北野战军当时确实在等沈阳主力出动。
冬季攻势期间，林彪多次准备在国民党军增援途中实施运动歼敌。卫立煌把主力压在沈阳，各地守军不断丢失，沈阳的大部队却迟迟没有出来，东北野战军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找不到预想中的大规模歼敌机会。

卫立煌固守沈阳，还有另一层打算。
彭杰如后来回忆，他曾把希望放在国际局势变化上，想保存实力、占住沈阳继续等待。郑洞国后来也记得，卫立煌谈到当年的选择时，仍把“保存实力”放在前面。

这种打算并不轻松。到了夏季，廖耀湘曾提出利用营口向关内撤军。
卫立煌一度赞成，后来又收了回来。彭杰如的回忆中，卫立煌顾虑得很具体：主力一撤，长春、沈阳都可能跟着丢掉，放弃东北的责任谁来承担。

连撤出沈阳都不肯独自担责，公开起义要跨过去的门槛更高。
曾泽生掌握的是第六十军，军内已经有地下工作人员活动，起义前又完成了具体部署。卫立煌面对的却是新一军、新六军以及其他不同系统的部队。

总司令可以发军事命令，却无法保证几个中央军同时跟着他改变政治立场。

一旦有人服从南京、有人跟随卫立煌，先发生的就可能是“剿总”内部武装分裂。

辽沈战役打到锦州，这种权力关系越来越明显。
9月以后，毛主席决定先取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陆路。

蒋介石急着救锦州，从沈阳和锦西两个方向组织援军。
卫立煌仍不愿把沈阳主力深压到辽西。他没有把军队往东北野战军的包围圈里推，恰恰一直在防着主力离开沈阳后被吃掉。

10月15日锦州失守，西进兵团十余万人的去向一下变成了生死问题。蒋介石还想让廖耀湘继续向锦州方向行动；廖耀湘更愿意转向营口，经海路退出东北；卫立煌坚持让兵团回沈阳，还让工兵在辽河准备浮桥，为回沈留下道路。

林彪此时最担心的情况之一，正是廖耀湘缩回沈阳。
10月20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截断新立屯、彰武方向的退路。卫立煌要把十余万西进兵团重新收进沈阳防御圈，东北野战军则要把这支部队堵在辽西野外。两边的命令正面撞在了一起。

蒋介石也没有把东北军权完全交给卫立煌。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他亲自到沈阳督战，直接干预西进兵团行动。杜聿明重新进入东北军务系统后，同样能够参与决定大部队的去向。

卫立煌可以同蒋介石争，可以拖住某些命令，可以让部分部队回沈，却始终不能像曾泽生控制第六十军那样，把整个东北“剿总”的几个军抓在自己手中。

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在转向营口受阻后准备退回沈阳，时间已经耗尽。东北野战军完成包围，28日，西进兵团被歼。11月2日，沈阳失守。

卫立煌最终停在一个很窄的位置上。
他已经同蒋介石离心，也曾寻求与中共方面接触；可在东北九个多月，他做得最多的仍是保存部队、拒绝冒险、等待变化。他能抗拒南京的一部分作战命令，却没有建立一套让几个中央军同时转向的组织关系。

连放弃沈阳的责任，他都迟迟不肯独自承担。

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罪名是辽西会战中“迟疑不决”，以致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第二天，这道命令登上《中央日报》。

卫立煌没有以起义将领的身份离开东北，也没有再回到国民党军实际统兵的位置。沈阳已经失守，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这张撤职查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