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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俄国化学家忙完实验室的工作,没洗手就回家吃晚餐,结果咬下面包时被一股

1879年,俄国化学家忙完实验室的工作,没洗手就回家吃晚餐,结果咬下面包时被一股甜味给惊呆了。他舔了舔指尖,发现这股甜劲比蔗糖还要猛上几百倍。正是这个意外发现,让他有了一个在今天非常流行的发明。
 
信源:金台资讯——科学看待甜味剂
 
1879年的一天傍晚,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俄国化学家法尔伯格刚刚结束了一整天繁重的实验。
 
他当时正在搞煤焦油副产品的提炼研究,整张实验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学试剂,到处都是刺鼻的怪味。
 
法尔伯格忙得晕头转向,肚子饿得咕咕叫,眼看天色已晚,他随手在身上的围裙上蹭了蹭双手,收拾好东西就急匆匆地往家赶。
 
回到家后,妻子已经把热腾腾的晚餐端上了桌。法尔伯格坐下连手都没顾上洗,抓起一块面包就塞进嘴里。
 
可刚嚼了两口,他就愣住了。一股极其强烈的甜味在口腔里炸开,那种甜度远远超过了他平常用过的蔗糖。
 
他以为是妻子在做面包时调错了配料,放了太多的糖,便开口质问妻子。妻子拿过面包尝了一口,摇摇头说这就是最普通的咸面包,根本没放糖。
 
法尔伯格心里纳闷,又伸手抓起餐桌上的烤肉和汤匙尝了尝,结果无一例外,所有的食物吃起来都带着一股浓烈的甜味。
 
他停下动作,低头看了看自己有些发黑的双手,然后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自己的大拇指。瞬间,那股熟悉的刺骨甜味再次袭来。
 
他立刻反应过来,甜味根本不是来自晚餐,而是来自于他在实验室里沾在手上的某种未知化学物质。
 
法尔伯格是个彻底的化学狂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合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甜物质。他连饭也顾不上吃了,推开椅子就往外跑,黑灯瞎火地一路冲回了大学实验室。
 
为了找出究竟是哪种物质在发甜,法尔伯格干出了让现代安全员倒吸一口凉气的事——他开始用舌头挨个舔试管里的化学残留物。
 
他忍着恶心和剧毒的风险,一个烧杯接着一个烧杯地尝,直到舔到一个装有甲苯磺酰胺衍生化合物的蒸发皿时,那股毁天灭地的甜味再次占领了他的味蕾。
 
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就这样在一双没洗的手和一口舌头下诞生了。
 
经过后续的精确测量,法尔伯格发现这种从煤焦油提取物中合成出来的白色结晶,甜度竟然是普通蔗糖的300到500倍。
 
更神奇的是,它在人体内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原封不动地被人体排出体外。在那个天然蔗糖价格高昂、普通家庭难以顿顿享用甜食的年代,这种新物质,简直就是一块巨大的商业金矿。
 
紧接着,故事的发展走向了人性与利益的剧烈撕扯。
 
当时指导法尔伯格进行研究的实验室负责人叫莱姆森教授。刚开始,师徒两人还联合发表了学术论文,向科学界报告了这个新发现。
 
可法尔伯格心里盘算着更远的事情,他看准了糖精背后的无限商机。
 
1884年,法尔伯格在没有通知莱姆森教授的情况下,私下里偷偷向多个国家申请了糖精的专利,并且跑去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糖精工厂,开启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当莱姆森教授在报纸上看到法尔伯格独占专利并大发横财的新闻时,气得差点吐血。莱姆森并不是多贪图钱财,而是痛恨法尔伯格这种盗取团队成果、背叛学术道德的行为。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莱姆森只要听到法尔伯格的名字就会破口大骂,公开称他是个徹头徹尾的流氓和无耻之徒。但这并没有阻止法尔伯格依靠糖精一跃成为享誉欧洲的顶级富豪。
 
糖精问世之后,命运其实相当波折。由于它生产成本太低,严重冲击了传统甘蔗和甜菜种植业的利益,世界各地的糖业巨头开始联合抵制它。
 
关键时刻,时代的变局救了糖精一命。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自己患有糖尿病,日常全靠糖精来满足对甜食的渴望。
 
当官员跑去白宫劝他签署禁令时,老罗斯福当场发脾气反驳,说谁要是说糖精有害健康,那谁就是个傻子。有了总统的亲自背书,糖精保住了生存空间。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物资匮乏,天然蔗糖成了极度紧俏的军用物资,普通老百姓家里的糖罐子全空了。这时候,廉价且易于储存的糖精成了救命稻草。
 
千家万户靠着一小粒糖精,在艰苦的岁月里重新尝到了久违的甜味,糖精也彻底走入了千家万户的生活。
 
如果仔细翻看化学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人类在代糖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似乎都跟化学家不爱洗手、或者不听指挥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在糖精诞生整整58年后的193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化学家麦克尔·斯维达在实验室里研发退烧药。
 
他抽烟时习惯把点燃的香烟放在实验台边缘,伸手拿烟重新叼回嘴里时,突然尝到了一股清甜味。顺着这个残留物,他发现了第二代人工代糖——甜蜜素。
 
到了1965年,化学家施拉特在研究抗溃疡药物时,为了伸手去拿一张称量纸,习惯性地用舌头舔了舔指尖,结果被指尖上的化合物甜到了。这就诞生了后来风靡全球的阿斯巴甜。
 
当年因为一次粗心大意引发的意外,最终发酵成了一个每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代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