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选择翻译《天演论》，他在序言里说明了自己的考量。

甲午年那场仗打完，严复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待的日子，比以前难熬得多。

学堂他掌管了将近十五年，学生出去的，有几个人就在黄海上。仗打成那个样子，结果清楚，说法不用多。严复在天津坐着，往后的路一个人想。

翻译这件事，那之后开了头。

严复祖籍福建，少年读的福州船政学堂，是当时专门培养海军技术人才的地方。

光绪三年，船政局选派学生赴欧留学，严复在列，去的是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两年学下来，回国的时候，他带回来的不只是海军技术的眼界，还有在英国两年里读了什么、想了什么。

那两年他没有窝在学校里。英国当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顶峰，议会、法律、报纸、工厂，各处都去看了。

他看到的是一个运转方式和大清完全不同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差距摆在眼前，不用人讲解。

严复自己后来写道，英国能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根子在另处。但那时候，这个判断放在国内没有多少人接得住。

能接住的机会，等到甲午之后才来。

战败的冲击让很多人重新想问题，包括那些原本觉得学几门西洋技术就够了的人。

严复这时开始在天津的《直报》上连续发文，措辞直接，把问题从船炮层面往下剥，说到了体制和观念。

这几篇文章在当时读书人圈子里引起反响，严复这个名字之前基本没人在意，这几篇之后，开始有人记得了。

选择翻译赫胥黎那本书，是写了那几篇文章之后的事。

赫胥黎的原书，是1893年在牛津发表的演讲，谈的是物种演化的规律和人类道德之间的关系。

赫胥黎在书里的核心意思，是告诫读者不应该把自然界的竞争法则直接搬来指导人类社会，道德恰恰是要抵制"适者生存"这套逻辑的。

这个论点细想起来并不简单，但严复翻译的版本，侧重点有所不同。

严复翻完之后，写了一篇译例言，把自己的考量放在里头。

译例言开篇就讲了他对翻译本身的想法，提出好的翻译要做到的三条："信""达""雅"。

信，是内容要忠于原文；达，是意思要能传递清楚；雅，是文字要有质感。这三个字后来成了中国翻译界反复引用的标准，但很少有人注意他在同一篇文字里接着说的话。

他说，自己选择用古文体写这个译本，理由是这样才能让那批有学问、有影响力的读书人认真对待这本书。

用白话写，他们不会当一回事；用桐城古文的路数写，才能进他们的眼。

这个判断是明确的策略，不是文字偏好。他想让这本书进入那批人的视野，因为改变观念要从那批人开始，说服普通百姓是下一步的事。

这个策略的代价，是读者门槛随之抬高。

《天演论》的文字风格，对没有扎实古文底子的人来说并不好读，严复本人清楚。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天津、北京一些读书人之间流传。

吴汝纶是读到早期抄本的人之一，后来为正式印本写了序言，这层推介对当时的读者有实际的背书效果。

严复在译例言里还说了另一件事，涉及翻译的取舍。

他承认，这个译本不是逐句对应的直译，原文有些地方作了删改，有些地方加了自己的按语，称作"案语"。

这些案语不是注释，而是借题发挥，把他对中国处境的判断写进去，让读者在读赫胥黎的时候同时读到他的延伸阐发。

案语的分量，在有些地方不比正文轻。

从根本上说，严复翻译的不只是赫胥黎那本书的内容，还有他自己对那个时代中国问题的回应。

他选赫胥黎，因为赫胥黎的框架给了他一个抓手，可以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真实的，弱的会被淘汰"这个判断引进来，让它听起来有系统的学理支撑，而不是某个官员对时局的个人感慨。

赫胥黎本人的意思，其实比这个更迂回。

原书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主张人类用理性和伦理来对抗自然法则的残酷。

严复版本里，这个转折不那么显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几个字，从他的译本里传了出去，成了那个年代最广为人知的几个词，此后十几年里反复出现在各种文章和演讲里。

《天演论》在光绪二十四年正式出版，正是戊戌年。

梁启超在那前后广泛推介这本书，书进入的时机，和那段时间朝廷与士林都在谈变法的节奏撞在了一起。

严复后来又陆续译了好几本西方著作，斯宾塞的、穆勒的、亚当·斯密的，每本都附有按语和识见。

翻译的活计从甲午之后断断续续做了将近二十年，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译这么多，而是一本接着一本，来了就做。

译例言里那三个字，"信达雅"，后来频繁出现在中国翻译研究的文章里。

那篇文章里其他部分谈到的策略和取舍，被引用的次数少得多。

严复在天津时住在河北，离北洋衙门不远。写那些文章和译本的时候，窗外的海河还在，北洋水师的旗号不在了。

参考资料：
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赫胥黎原著、严复译《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版
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