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1纵司令员傅秋涛率部突围，到了湖边，2个船夫载他们过湖，但气氛不太对，傅秋涛连忙说：“老乡，我们是新四军！”
船已经划到湖里，岸上的追兵暂时看不见了，可傅秋涛心里反而更警觉。两个船夫几乎不说话，脸色也不好看，撑船时始终带着戒备。刚才为了赶在追兵到达前离岸，战士情急之下亮了枪，这显然把双方关系弄得很僵。
傅秋涛知道，这时候最怕的不是后面有人追，而是船上彼此把对方当成敌人。他没有继续摆军人的架子，而是主动说明身份：“老乡，我们是新四军！”短短一句话，船上的气氛随即发生变化。船夫这才弄明白，眼前这些人并不是他们原先以为的那批武装人员。
事情走到这一步，看起来只是一次湖上误会，可如果把时间往前倒一个月，就会发现傅秋涛能够站在这条船上，本身已经很不容易。1941年1月，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奉命北移，傅秋涛当时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面对的已经不是普通行军，而是一场不断收紧的突围战。
1月上旬战斗打响后，一纵原定路线很快被切断。山区道路窄，部队人数多，前后又有阻击，继续保持完整建制行动，目标反而更大。傅秋涛判断，再硬挤在一起，很可能被全部堵死，于是开始调整方向，寻找敌军部署中的空隙。
到1月9日前后，一纵一部分官兵终于撕开封锁。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突出去的并不是傅秋涛后来一直带在身边的十几个人。最初冲出包围的官兵有数百人，但在此后的连续追击、转移和分散行动中，队伍又被迫拆开，各自寻找生路。
这也是傅秋涛后来只带少数人员行动的原因。大队伍太显眼，吃饭、住宿、过卡口都会暴露。进入敌军控制较严的区域后，他干脆把人员再次分散，自己带着十余名干部和战士昼伏夜行。白天尽量不动，夜间再赶路，遇到村庄也不敢久留。
更麻烦的是，一纵副司令员赵凌波在这一过程中被俘后叛变。对正在突围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原有路线和一些情况可能已经不再安全。傅秋涛没有继续沿着熟悉道路直冲，而是不断改变方向，有时绕村，有时穿山，能避开的关卡尽量避开。
这一时期，他们能走出山区，并不完全靠枪。傅秋涛此前在苏南和地方人士打过交道，留下的一些社会关系此时发挥了作用。小队在宣城一带辗转时，通过当地人员获得引路和掩护，才得以避开部分搜查，并继续向苏南方向靠近。
可越往东走，道路越难。一次转移中，小队又与地方武装发生遭遇，只能迅速撤离。陆路被堵得越来越死，南漪湖横在前面，反倒成了可能摆脱追踪的一条路。问题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船，只能临时求助湖边船家。
两个船夫看到一群带枪的人突然出现，第一反应当然不是热情迎接，而是害怕。他们弄不清这些人的来路，也不知道把人送过湖以后会惹来什么麻烦。偏偏后面的追兵已经靠近，傅秋涛一行没有时间慢慢解释，双方就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匆忙开船。
等离岸较远，傅秋涛才意识到，船虽然开了，危险其实没有解除。船夫一直沉默，并不是单纯胆小，而是仍把这群陌生武装人员当成另一类人。后来双方把话说明白，船夫坦言，他们此前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不愿帮助自己认定的坏人继续去祸害百姓。
正是“我们是新四军”这句话，让事情出现转折。船夫确认身份后，不再把他们当成威胁，反而开始帮助他们观察对岸情况。船到安全位置后，船家没有急着让所有人一拥而上，而是先去察看岸边有没有异常，确定风险不大后，傅秋涛等人才继续转移。
这一细节很值得注意。突围并不是冲出第一道包围圈就算结束。从皖南山区到苏南根据地，中间还有河流、湖泊、村镇、岗哨和地方武装，每一处都可能把十几个人重新逼回绝境。傅秋涛后来又经过几次迂回，直到1941年2月10日前后，才终于与苏南的新四军部队重新取得联系。
与此同时，那些此前被分散的一纵人员，也不是全部消失。有人从不同方向陆续找到新四军部队，有人带着伤员绕行，有人进入群众家中隐蔽。第一纵队能够保存下一批干部和战士，恰恰说明“化整为零”并不是简单逃散，而是在通信中断、路线暴露后的现实选择。
从这件事再看傅秋涛当时的判断，会发现他并没有把突围理解成单纯的军事冲锋。什么时候该集中力量冲开封锁，什么时候必须拆成小队，什么时候要依靠熟悉地形的百姓，每一步都不同。南漪湖这一关看似没有大战，却同样考验临场判断。
更重要的是，那两个船夫并不知道眼前的人最后能不能脱险，也不可能预见这段经历日后会被记下。他们只是根据自己对新四军的认识改变了态度，并愿意冒风险提供帮助。战争年代的很多转折，往往就发生在这样不起眼的地方，没有宏大的场面，却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死。
傅秋涛最终走出了包围，并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回头看这一路，真正让他一次次脱离危险的，不只是熟悉作战，更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困在一种办法里。山路被封就分散，身份被误会就解释，湖岸有危险就先侦察，这些看似普通的选择，拼在一起才构成了那次艰难突围。
而南漪湖上那句“老乡，我们是新四军”，之所以多年后仍被人提起，也正因为它足够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