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这句硬邦邦的话出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

她说得明白：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够不上判刑？那就高额罚款，罚到讹人者长记性。

这话能冲上热搜，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大家不想做好事”，而是“做好事太容易倒霉”。你看看这两年发生的事，一件接一件往外冒。

2024年江西抚州，17岁少年孟欣轩看到一名醉酒老人摔倒，停下车把人扶起来，还帮着联系家属。家属赶到后，老人却认定是少年骑车撞了自己，要求赔偿，还对少年推搡、掌掴。最后警方调取监控还原经过，少年被证明清白，老人因殴打他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这事最让人堵得慌的地方，不是少年最后有没有赔钱，而是他下一次还敢不敢伸手。

一个17岁的孩子，看到有人摔倒没有绕着走，反而停下来帮忙，结果换来的是怀疑、索赔和巴掌。幸亏有监控。要是没有呢？一句“不是我撞的”，可能就得用几天、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去证明。

这就是“扶人被讹”最恶劣的地方：讹的是一个人，吓退的却是一群人。它消耗的不是几千块医药费，而是陌生人之间最宝贵的那点信任。

所以公众真正不满的，不是老人，而是恶意讹人失败以后，代价是不是太轻了。

这事早有先例。2013年四川达州，三名孩子扶起一名摔倒老人，却被要求赔偿。

警方后来查明老人系自行摔倒，认定相关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对老人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年龄原因未执行；其儿子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人民网当年的评论就直指核心：对恶意讹诈不能“和稀泥”，否则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善意。

有人会说，老人年纪大了，事情查清以后，道个歉、批评教育一下不就完了吗？

如果只是受伤后一时判断错误，那当然要区别对待。可如果证据已经清楚，明知道不是别人撞的，还故意咬死对方，甚至靠纠缠、威胁、报警索赔逼人掏钱，那就不是一句“糊涂”能带过去的。

法律也没把这种事当儿戏。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明确，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条件的可按诈骗罪处理；通过威胁、要挟索取财物，符合条件的可以按敲诈勒索罪处理。

对屡教不改、影响恶劣的，更明确要求依法严惩。

另一头，《民法典》第184条也把善意救助者保护得很清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得很直白，这条“好人法”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敢做好事、愿做好事。

所以现在真正缺的，不是再劝大家“大胆扶”，而是让大家知道，扶完以后法律能托底。

我赞成的核心也在这里：恶意讹诈不能只停在“真相查清了”。查清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依法追责。

因为只还好人清白，却不给故意诬赖者成本，实际上是在告诉下一批想试试的人：成功了可能拿钱，失败了最多道歉。这样的算盘，当然有人敢打。

反过来，如果恶意索财一旦查实，够不上刑事犯罪也可能面临治安拘留、罚款；达到犯罪标准，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那伸手之前自然会掂量后果。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诈骗、敲诈勒索也明确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处罚。

这才是法治真正该起的作用。

当然，不能因为少数恶意案件，就给所有老人贴上“碰瓷”标签。绝大多数老人摔倒时真正需要的还是帮助。我们要针对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明知不是对方责任，还故意拿别人的善良换钱”这种行为。

年龄值得尊重，但年龄不能成为违法的护身符。

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没人想做好事，而是每个好人在伸手之前，都先算一遍风险。扶个人先找摄像头，救个人先找证人，那说明恶意已经把善意逼得太谨慎了。

所以，对“扶人反被讹”，光喊“大家要有爱心”没用，规则必须立硬。

让倒地的人知道，好心人不是天然的赔偿对象；让家属知道，没有证据不能张嘴就要钱；也让伸手相助的人知道，法律不会因为谁嗓门大、谁年纪大，就把责任糊里糊涂扣下来。

善良可以有温度，法律必须有牙齿。

严惩恶意讹诈，不是在和老人过不去，恰恰是在保护下一次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只有当好人不怕被反咬，街头那个摔倒的人，才更可能有人第一时间走过去。

说到底，真正该让人害怕的，不应该是“我扶了会不会被讹”，而应该是“我如果敢讹一个好心人，会付出什么代价”。

当恶意真的开始疼，善意才敢重新往前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