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看过贺子珍的一段回忆：
经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处事状态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更加沉着缜密，也更懂得团结身边同志 。

这并不是简单的脾气变好，而是在无数挫折与血的教训中淬炼出来的成熟。

早年间，他手握正确主张，却屡屡不被理解。

红四军七大、宁都会议，坚持己见的他接连受到排挤，有两年时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8.6万锐减至三万余人，惨重损失警醒了全党。

即便心中早有转兵贵州的正确建议，却得不到采纳。

目睹巨大牺牲，他没有一味激动争辩，而是主动找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沟通，一点点争取更多同志的认同。

到了遵义会议，他不再是单纯地情绪式辩驳，而是摆敌情、讲数据、分析得失，理性剖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误，推动会议完成伟大的历史转折。

之后苟坝会议，多数人主张攻打打鼓新场，只有他一人坚决反对，表决之后意见被否决 。

换做从前或许会愤然据争，可当夜，他提着马灯连夜找到周恩来、朱德，反复研判敌情。

后续情报证实敌人重兵压来，进攻计划紧急撤销。

事后他感慨：
“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真理在手是一回事，让大多数人认同真理，才是领袖更重的担当。

不是丢掉原则，而是讲究方法。

土城战斗遇挫便果断撤退，不硬撑面子；

指挥四渡赤水，灵活周旋，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这也被他称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他骨子里的坚定从未改变，变化的是沟通与团结的智慧。

真正的领导力，不是靠强硬压倒别人，而是凝聚起大多数人，一同走上正确道路。

回望这段历史，对你看待“坚持己见与团结他人”有什么启发？欢迎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