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非要和共产党翻脸？其实不是他非要翻脸，是他只能跟共产党翻脸，因为他当时面前有三股势力：汪精卫、苏联、共产党。
1927年3月，上海发生了一件让蒋介石十分警惕的事。北伐军还没有正式控制全城，工人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击溃军阀部队，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后来进入上海，看到的不是一座等着军队接收的城市，而是一套已经运转起来的群众组织。
这才是理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入口。蒋介石害怕的并非某一句口号，而是谁有能力调动工人、农民和基层组织。军队能够夺城，却未必能控制城市里的工会、纠察队和市民机构。若这种局面继续扩大，他即使保住总司令头衔，也很难把北伐胜利完全变成自己的政治权力。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在收紧他头上的绳子。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改行集体领导，取消蒋介石担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只保留其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位置。
这番调整看似没有夺走他的兵权，实际影响很大。汪精卫被推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重要位置，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若接受武汉的安排，手里的军队就要服从一个自己难以控制的政治中枢。
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4月5日，他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表明继续国共合作的态度，随后前往武汉。这个动作让局面更清楚了：汪精卫要借武汉的党权和政治名分压住蒋介石，蒋介石则准备依靠军队和东南地区的资源摆脱武汉。
汪精卫、苏联和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是三支简单并排的力量。汪精卫需要借助武汉中央的名义和左派支持，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苏联顾问和援助影响着武汉方面的政策；共产党则通过工会、农会和群众运动，把革命力量深入城市与乡村。三者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张蒋介石无法掌控的权力网络。
蒋介石真正面临的选择，是继续留在这个网络里受约束，还是另外搭一套班子。要另起炉灶，他必须得到军队之外的支持。上海和江浙一带拥有金融、工商和税收资源，不少工商界人士又担心罢工、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运动冲击原有利益。蒋介石便以反共清党为旗号，把国民党右派、地方实力派和部分工商金融力量拉到自己一边。
4月12日，上海街头的局势骤然翻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遭到缴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被捕、杀害。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此，他不再只是武汉国民政府名义下的军事统帅，而是有了自己的政府、财政来源和政治班底。
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仍然存在，南京和武汉又各自打出国民政府的旗号，短时间内形成三个政治中心并立的局面。武汉方面开除蒋介石党籍，南京方面则把清党扩大到自己控制的地区。双方争的表面上是国民党正统，背后争的其实是谁来接管北伐取得的地盘和资源。
从权力运作上看，这次翻脸同时完成了三件事。对汪精卫，蒋介石用南京另立中央，绕开武汉的党权约束；对苏联，他通过清党切断武汉路线在自己控制区内的影响；对共产党，他用暴力摧毁公开组织和工人武装，从根本上削弱能够制约军权的基层力量。
有人容易把后来的武汉分共，简单归结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实际过程更早也更复杂。武汉军队中的一些将领早已敌视工农运动，内部压力也在上升。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提出推进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等要求，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有关指示。它更像加速矛盾爆发的一根导火索，并不是矛盾本身的起点。
汪精卫原本希望依靠国民党左派、苏联和共产党牵制蒋介石，却又不愿接受工农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更担心军队将领倒向南京。到了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作出分共决定，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和汪精卫仍在争权，却在反共问题上走到了同一方向。
因此，标题中的“只能翻脸”，是站在蒋介石自身的权力目标和阶级立场上而言。合作越深入，他越难独占党、军、政和财政。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统治，他就必须拆掉原来的合作框架，再用反共把维护旧有利益格局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谁在会议上说了哪句话，而是谁掌握枪杆子、钱袋子和群众组织。蒋介石拥有军队，却缺少稳定的政治名分和基层基础；汪精卫有武汉中央的招牌，却控制不了足以压倒蒋介石的军队和财政；共产党扎根工农群众，正在形成独立的社会动员能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蒋介石试图用军事暴力一次性改写这种力量对比。它帮助南京政权迅速成形，却也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向失败。共产党在遭受严重损失后，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由此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