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准备长征时，做了一个决定：把七名女护士留下来，每人发8块银元，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谋生路。

那8块银元揣在兜里，沉甸甸的，可七个姑娘心里更沉。这事儿发生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的第三天。将近三千人的队伍里，就她们七个是女同志：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大的不过十八九，小的才十五六。部队过了平汉铁路，进了桐柏山区，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形势一下子紧得让人喘不过气。军政治部的领导担心她们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医院政委来动员她们留下。

七个姑娘手里攥着银元，谁也没说话。这钱搁在平时，够一个庄稼人过好几个月，可攥在手心里，却烫得慌。她们是从苦水里泡大的人，周东屏十来岁就被送去当童养媳，是逃出来参的军；其他人也差不多，有的是孤儿，有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红军队伍是她们唯一的家，现在让她们“自谋生路”，往哪儿谋？回原来的火坑里去吗？

戴觉敏先哭了，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这一哭，其他人也跟着抹眼泪。有人跟她们说，这是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命令。周东屏一听，火气蹭地就上来了，把银元往地上一摔，开口就嚷：“叫我们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让我重新回去当童养媳不成？”其他姐妹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做红军的鬼！”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军领导做出这个决定，从军事角度看不是没有道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急行军一天几十里，男同志都累得够呛，何况几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万一掉队被敌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发给银元让她们留在根据地，在当时看来，确实是一种“保护”。但这种保护，是不是也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女人在战场上就是累赘？七个姑娘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们不是来拖后腿的，是来革命的。

事情闹到这一步，刚好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走了过来。姑娘们像见了救星一样围上去。吴焕先和徐海东看着眼前这群女孩子，大的不过十八九，小的才十五六，大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心里一阵发酸。徐海东问怎么回事，听完之后说：“就她们七个？不多，不多。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

七个姑娘破涕为笑，欢呼雀跃起来。徐海东又补了一句：“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这次部队走到哪里、走多少天都不一定，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姑娘们齐声回答：“我们早就准备好啦！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就这样，七个女护士跟着队伍继续前进了。后来的路有多苦？绑腿解下来连成一条长带子，黑灯瞎火里互相牵着走；鞋子磨烂了用布裹脚，布磨破了换个方向接着裹；戴觉敏发着疟疾“打摆子”，跌跌撞撞落在后面差点掉下陡坎；余国清是平板脚，走路特别吃力，经常掉队急得哭鼻子。可不管多难，她们没一个后退。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是最早完成长征的队伍。七个姑娘里，曾纪兰和曹宗楷牺牲在了路上。另外五个活了下来，后来都入了党。周东屏后来嫁给了徐海东，名字都是徐海东给改的“东屏”，说是“我徐海东的保护屏障”。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那8块银元，到底是“安置费”还是“劝退费”？说是关心女同志的安全，可队伍里那么多十五六岁的男娃娃，不也一样在急行军、在打仗？说是为了她们好，可“为你好”这三个字，有时候恰恰剥夺了一个人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七个姑娘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出了回答，把银元扔在地上，用脚投票。她们要的从来不是被保护，而是被信任。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那些被定义为“弱势”的人，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证明了自己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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