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有人问毛泽东年轻时有没有想过当主席。他笑着说：“我不是刘伯温……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我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可以做我现在做的事。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九二一年夏，上海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十几个人围坐开会。

毛主席从长沙赶来，同行的是何叔衡。

到会代表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小组，地方不同，口音也杂。
桌上没有漂亮排场，摆开的只是议程、文件和需要当场定下的办法。毛主席坐在其中，仍是做记录的人。

他在会上的差事是书记员，听人发言，记下议题和意见。
会议中途被巡捕盯上，代表转到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继续。那时的记录纸不会写出几十年后的国名和职位，只留下一个年轻湖南人埋头做事的身影。

从长沙出发前，毛主席还带着学校里的身份。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事，讲课，管校务，也和外头的青年保持联系。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离开附小去上海，这个出门的地点很普通，门里是学生和课表，门外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

军阀查报，学生被盯，书刊流通要绕路，开一次会都得避开耳目。
一个教员要走到秘密会议上，不靠热闹口号，靠的是前几年一件件事把他推过去。

修业学校给过他一张更安稳的名片。一九一九年四月，毛主席受周世钊邀请，到长沙修业学校当历史教员，每周上十节课。

课是历史，课外的事却很快多起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湖南，学生联合会要办会刊，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他以文牍股干事身份被推为主编。印刷处在白果园三十三号附近，稿子写出来，铅字排出来，油墨沾到纸上，刊物也就走上街面。它只出到第五期，被张敬尧查封。

第五期停住后，公开印出的篇幅没了，已经联系起来的人还在。
毛主席写《民众的大联合》，也改别人的稿，催印刷，找发行。白天还有课要上，学生见到的仍是历史教员，外头一些人见到的已经是能把文字、学生、社团拧到一起的人。

职位没有变得多响，事情却一层压一层，压到人不得不换办法。

师范学校给他的底子，比一张毕业文凭粗糙得多。
一九一三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分数满格。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
学校里有课堂，也有学友会，有账目，有会议，有告示，有一堆没人愿意细管的杂活。

毛主席做过学友会总务，又管教育研究部。
总务两个字很轻，落到手上便成了桌椅、经费、人员、章程和当天就要办完的小事。

一九一七年，他替工人夜学找学生。
十月三十日，毛主席起草招生广告，讲得很直白，白天做工的人，晚上来学，讲义免费，不收学费，不会写信，不会算账，可以来学国文、算术和常识。

告示贴出去，来的人不多，他又到工人住处和贫民区去讲。
十一月九日夜学开课，点名，补缺，讲课，样样都琐碎。课堂小，门槛低，可门一开，工人就不再只是在校门外路过。

一九一七年的长沙还给他另一种功课。
护法战争中，溃军到了南郊猴子石一带，城里人心不稳，学校也怕出事。毛主席组织学生志愿队，同警察方面联络，迫使部分溃军交出武器。

师范生临时碰上乱兵，手里没有现成章程，只能把能叫来的人叫来，把能守住的地方守住。
多年后他说自己读师范本是准备当教员，没有想到后来会去打仗，这句话放回猴子石那一段，听起来更像被事情拖着往前走。

一九一八年夏，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去北京找路。
杨昌济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他管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每月八块大洋。这个差事不高，甚至有点冷清，可报架上每天都换新消息。

南北政治，欧洲战后局面，新文化刊物，学生议论，慢慢挤进一个湖南青年的眼里。别人进来读报，他在旁边记名字，有时低头，有时抬头。

北京没有留住他太久。

一九一九年春，母亲病重，他回到长沙。

回去以后，讲课，办刊，联络学生，都接上了。到一九二零年，文化书社在长沙办起来，新书刊有了固定的去处。

书社不是衙门，门开着，柜台摆着，读者进出，看似平常。
到后来，书社和分社承担接头、周转经费、培养干部等事务，公开的书架旁边，多了没法写在招牌上的事。

建国后，有人把问题问得很远，问毛主席年轻时有没有想过当主席。

他笑着说自己不是刘伯温，又说每个人都有责任，想用微薄之力改变中国现状，可以做现在做的事，只是理所当然。这个回答不把早年说成预言，也不把一切讲得像早就排好。

那几年留在纸面上的身份都不大，图书馆助理、历史教员、夜学教师、刊物主编、书社发起人、一大书记员。它们像几张旧票据，数额不高，字迹清楚。

等到人回头看，才发现每一张都付过一段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