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担任毛主席秘书，之后又成为周总理身边的重要助手，陪伴并辅佐总理工作整整四十年！

1937年8月，延安城外窑洞前的空地上，一场简短而庄重的授令仪式刚结束。八路军正、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被高高举起，镶进清晨光影的胶片里。后来无数史料汇编都会引用这张照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按下快门的人是年仅23岁的童小鹏。
照片之外的童小鹏，履历已颇不寻常。16岁参军，从江西突围到陕北，一路行军一手端枪一手握笔，自1933年起天天记日记。同行的战士笑他“还有心思写字”，可就在这堆密密麻麻的扉页里，凝着时间、地点、天气，甚至弹壳的温度。两年后，中革军委机关急需秘书，名单递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翻到“写日记的小童”这一栏时，抬头说：“就他。”于是1935年冬，童小鹏的工作从负枪到执笔。

红军到达陕北后，秘书并不只抄写文件。枪声随时响起，文件袋常被当作沙袋，半夜口述的电报必须在油灯下速记无误，还得会修电话、识地形。童小鹏的笔记本上，夹着一张旧报纸，空白处写着敌情方位，转身又是电台暗号。细致与耐心在这种环境里成了战斗力，他用文字为风雨如磐的岁月留档，字条上有泥沙，也有火药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西安谈判。临行前，毛泽东把童小鹏介绍过去：“小童能记，也能听，你带上他。”从那天开始，童小鹏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随周恩来乘坐破旧卡车进了古城，一进门就听见周恩来叮嘱：“小童，注意细节，哪怕一句闲谈也别漏掉。”谈判桌上气氛紧张，蒋介石言辞激烈，周恩来却不动声色。童小鹏埋首记录，字迹密密麻麻，像蚂蚁爬行。正是这些即时笔录，为后来的历史研究保留下了最鲜活的现场。

会谈结束，周恩来望着那本被汗水浸湿的笔记本，沉吟片刻：“相机会说话，照一张，胜十万言。你试试。”童小鹏从此背上了相机。多年后他仍记得总理当时轻声补充的八个字——“历史需要更多证据”。这句叮咛，成了他往后四十年工作的另一条主线。
抗战全面爆发，新闻纸匮乏，背包里那几本已写满字的日记不敢乱放，童小鹏把它们贴身缝好。闲暇时他练光圈、调快门，一卷底片要慎之又慎。陕北窑洞的油灯太弱，他就用反光板；行军途中的月色太暗，他把曝光时间一点点延长。正因如此，延河桥头的诊疗棚、八路军战士的缝补灯光、边区少年课堂的粉尘，都在他的底片上留下清晰影像。

1949年，北京城头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童小鹏跟在周恩来身后，见证新中国成立的每一步。很快，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又兼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文件堆成山，电话铃昼夜不息，会议纪录往往持续到深夜。有人好奇他为何总带着相机，他回答简单：“怕记不全。”不得不说，这种近乎强迫症的谨慎，让许多关键瞬间有迹可循。
1955年，他将十余年来的底片整理成册，送给中央档案部门。照片里，朱德抿嘴微笑，彭德怀端坐挥笔，还有枪林弹雨中的行军路、灯火阑珊的和平谈判桌。这批影像后来被命名为《历史的脚印》，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珍贵资料。影像稀缺的年代，个人相机记录下的现场，往往能填补文献的空白。

此后二十余年，他仍跟随周恩来。三线建设的文件、对外外交的备忘录、病榻前的口授指示，童小鹏都稳稳接住。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童小鹏在病房门口站了整整一夜。文件归档完毕，他才意识到自己已陪伴总理40年，日记摞起来比人还高。
离休后，北京胡同里的小院安静得很。他翻阅那些旧日记，一页页核对时间节点，再把关键段落拓印出来，配上当年的照片，梳理出《风雨四十年》草稿。有人劝他删繁就简，他摇头：“一行字，一张片子，都是原汁原味，删不得。”2005年，书稿付梓，历史学界评价其为“以秘书视角补史”。2007年7月18日，童小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留在案头的，是足以装满几口铁箱的笔记和底片，也是一位记录者对时代的最后一次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