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解方少将不幸患上了食道癌，一位部下的遗孀得知这件事时，坚持要来探望，谁知解方却急忙请求自己的夫人进行转达：这天寒地冻的，来一趟简直是太受罪了，你离我那么远，还是好好在家休息吧。

主要信源：（人民网——解方：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

1983年北京的冬天，风像裹着冰碴的刀子，刮得医院走廊的塑料窗“哐哐”作响。

76岁的解方坐在长条椅上，军装外套搭在臂弯里，露出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

领口磨出了毛边，是抗美援朝时发的，针脚还留着当年后勤部女兵的手温。

他手里捏着诊断书，指腹在“食道癌”三个字上摩挲，窗外的光把纸照得透亮，那字像块冰，硌得他手心发疼。

夫人章帆攥着他的手，指节凉得像块玉，却听见他咳了两声，声音沙哑却平静：“没事，癌是敌人，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它？”

可这“敌人”来势太凶。

肿瘤有乒乓球大，卡在食道里，每咽一口唾沫都像吞碎玻璃。

解方没喊疼，倒先惦记起病房床头摊开的四本稿子。

《抗美援朝后勤总结》的蓝皮封面卷了角，《东北军地下党史》的纸页上还留着他批注的蓝墨水印。

他跟主治医生说话时，还带着当年在指挥部的劲儿：“这病是向我发起进攻了，我得跟它周旋，可任务不能耽搁。给我三年，最多五年，准能写完。”

就在这时，章帆的邮差送来个薄信封。

南方寄来的，邮票贴得歪歪扭扭，字迹像被雨水洇过，落款是“王部长的爱人”。

信里说，王部长是解方当年的老部下，动乱时慌了神，写材料揭发解方“二十年代和日本教师勾连”，害他受了八年“监护”。

后来王部长得癌症，临死前写信认错，解方不仅帮他联系301医院的床位，还让章帆买了两斤麦乳精、一包大前门去看他。

王部长攥着解方的手哭：“首长，我对不起你。”

解方拍他肩膀：“过去的事了，安心走吧。”

王部长走后，解方又给广州的老战友写信，说“这是我家老部下的遗孀，你多照顾”。

没过俩月，王夫人就调回了南方老家，在中学当图书管理员。

现在王夫人听说解方病重，非要来北京，信里说“替老头子给首长敬个礼，看看您”。

章帆把信给解方看，以为他会念旧情点头。

没想到解方把信往桌上一放，咳嗽着说：“回信，让她千万别来。”

“为啥？”章帆不解，手指无意识绞着信纸边角。

“天寒地冻的，她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得熬三十多个小时。”

解方指了指窗外，风把树枝刮得乱晃，“再说，我现在的样子”

他顿了顿，摸了摸自己凹陷的脸颊，“她看了心里能好受？她丈夫走的时候，我去看过，人瘦得脱了形，连话都说不动。现在轮到我，何必让她再经历一回？”

这话听着冷，章帆却懂。

解方心里有本账。

1950年朝鲜战场，那时他是志愿军参谋长，彭德怀总说“请诸葛亮来谈谈”，指的就是他。

他穿一身灰军装，在作战地图前一坐通宵，红蓝铅笔圈出美军防线薄弱点，比算命先生还准。

副参谋长王政柱稳重，俩人搭档，一个出谋一个落实，把联合国军耍得团团转。

可动乱一来，这“稳劲”成了催命符。

王政柱的部下，一个跟了解方多年的年轻人，慌了神，写材料时添油加醋，说解方“和日本教师有来往”。

这材料一递上去，解方就被“监护”了。

八年里，他没怨天尤人，在十平米的小院里跑步，洗冷水澡，把“坚持革命、学习、改造、锻炼”八个字刻在墙上。

章帆后来算过，他那些年跑的步，能绕地球赤道两圈多。

小院的水泥地都被他踩出两道浅坑，像两条平行的战壕。

平反后，解方等了四年才接下四项历史任务。

他像头憋足劲的老牛，每天伏案写到深夜，台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座山。

他说：“这些事我亲历过，不写清楚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可刚干两年，癌症来了。

王部长的信，解方是含泪看完的。

他没怪这个年轻人，只说“他还是革命队伍里的人，我这个老同志有责任管他”。

他亲自给医院打电话，用“老关系”给王部长安排床位，还让章帆买营养品去看望。

王夫人调回南方后，解方还托人捎过几次南方特产，说“别跟外人说我管这闲事”。

现在王夫人要来，解方不让。

他不是记仇，是算清了“人情账”。

他帮王部长，是还“老部队情分”。

帮王夫人调工作，是了“最后责任”。

可让王夫人千里迢迢跑北京，他怕“再添一笔账，牵扯不清”。

更怕的是，王夫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想起丈夫当年受的委屈，心里更难受。

解方这辈子，算盘打得比谁都清。

病中他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用“打仗”打比方。

他让医生“学打北平，先包围再歼敌”，别光用放疗“正面攻坚”。

可癌细胞不跟他讲战术，很快扩散，他连笔都拿不稳了。

最后那几天，他让章帆扶他坐直，像当年在指挥部一样，背挺得笔直，说“拿录音机来，录序言”。

录的是《抗美援朝后勤总结》的开头，他断断续续说，每句都像在战场上发号施令，干净利落。

1984年4月9日，解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