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写给毛主席的信，见识平庸，幼稚至极。抗战时劝国民党投降日本，解放战争时期又劝我党投降国民党。投降二字，贯彻其人生始终。 提起胡适给毛主席写过信，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惊讶：这位一辈子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怎么会跑去劝一个拿枪打天下的政党“放下武装，回到宪政轨道”。抗战刚胜，日本枪声还没彻底远去，他托人转信，话里话外劝中共别再搞武装斗争，要按国民党那一套“宪政游戏”来玩。很多年后回头看那封信，就有了那句重话：见识平庸，幼稚至极。 往前倒一点，他对待日本的那一整套态度，其实早把底牌摊开了。 他公开讲过，日本“不是中国的敌人”，真正的病根在于“误会”和“仇恨”。在他嘴里，中日问题最大障碍不是东京的军国主义，而是中国自己这边的“抗日分子”。这些人“太仇日”，气势汹汹，把日本惹毛了，于是日本才要惩罚、报复。 这种说法一出，黑白立刻掉个个，侵略者像是“脾气不好但可沟通的邻居”，抵抗的人倒成了搅局的人。妥协投降在他那套话术中，被说成“文明”“有教养”，武装反抗就被归到“野蛮粗暴”，损伤“国际观感”，容易让“友邦惊诧”。听上去很斯文，骨子里却是要把刀从敌人脖子上往自己这边挪。 一战时期，日本拿着枪逼北洋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款，全国舆论一片骂声，骂卖国、骂软骨头。胡适写文章的方向完全反着来，夸北洋“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说这是外交史上少见的漂亮仗，中国外交“有开明之望”。街上学生游行，他看不惯，说这些人“得了爱国癫”。这几个字扎心，很难不记在小本本上。 九一八之后，东北已经被占，他对宋子文的劝告更直接：反正打不过，不如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换个太平日子过。他还抛出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情愿亡国，也不要对日作战。很多人听了直摇头，这种宁肯跪着活，也不肯站着挨打的逻辑，一下把他的真实立场暴露得干干净净。 北大礼堂那场风波，是他和年轻一代正面撞上的一刻。 一九三四年秋，第三院大礼堂开大会，厅里厅外挤得满满当当。胡适站在台上，脸涨得通红，拼命解释自己的“抵抗三日亡国论”，大意就是中国一旦跟日本打仗，最多撑三天就得完蛋。台下学生根本不认这套，他刚说一句，就起一片嘘声，有人回忆说，只听清“打仗三日就亡国”几个字，后面全被嘘声盖住。最后他灰头土脸下台，过了好一阵子不敢在北大露面。讲理的一方自认为冷静，听的一方只觉得窝火，双方之间的鸿沟就这么越拉越大。 局势越紧，他的退路就画得越大。 一九三五年华北风雨骤紧，日本在那一带节节蚕食，他开始给蒋介石出更“硬”的主意：干脆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写信过去，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数千万东北民众被日本蹂躏五十年为代价，把那块地方和资源让出去，换一个“继续剿共五十年”的空间。 在他构想里，日本“梦寐以求”的就是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不承认，国际上也不好承认，日本只好在华北制造一件又一件暴行来逼迫。于是日本的枪炮，在他那张嘴里，被解释成一种“焦虑的提醒”。责任又轻轻推回本国政府：是中国不肯“满足日本”，才惹来这许多麻烦。 这种思路往下走，就变成一套完整的劝降方案。 他劝蒋介石，要狠下心来做这个牺牲，不要在乎个人名声，不要太在乎老百姓的情绪，对日本妥协，让百姓吃点苦，骂名都压在委员长一人身上，换的是所谓“和平”。宋子文看了回信，话里话外就一句意思：这想法已经丧心病狂，连自己都看不下去。连一向“通洋眼”的买办派都说过分，这个度大概就可以想象了。 对外，他永远劝“和”，对内，他的刀口对准的却是另一拨人。 在他的判断里，中共那一伙是“残破无力的土匪”，应该“赶尽杀绝”。对日本，他讲“误会”“仇恨”“和平调整”；对共产党，他讲“土匪”“清除”“剿共五十年”。一边是坐下来讲道理的“友邦”，一边是必须拔根的“祸患”，态度泾渭分明。 一九三六年前后，他还在告诫社会：不可以仇恨日本，这个情绪一天不消除，中日关系就没法调整，两国合作、亲善就无从谈起。侵略者的炮声被放到一边，国人心里的愤怒倒成了首要需要处理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的枪声已经响起，日军坦克开到家门口，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宣布全民族抗战。这个节骨眼上，胡适仍旧坚持自己的路，跑到庐山当面进言，劝蒋再试一次和平努力，争取一个“五十年和平”。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在国家生死线上的最后退路了，对他来说，却像是在做一笔长远生意。 这套做人做事的方式，最终也换来蒋介石的一通重话。 抗战结束，轮到内战登场，他看见枪口从日本人手里转到中国人之间，又忍不住重复老习惯。对蒋，他早就说过“不要打仗，尽量让”；对毛主席，他送上一封信，劝中共放下武装，接受国民党主导的宪政框架。上半场让中国向日本低头，下半场劝共产党向国民党低头，主角换了，剧本不变。 所以才有人用一句重话盖过来：抗战时劝国民党投降日本，解放战争时期又劝我党投降国民党，“投降”二字，贯穿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