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移居到香港，生活窘迫只能借钱维持，一次杜月笙找到刘航琛，杜月笙刚表明来意，刘航琛直接说：150万以下，杜先生自己填支票，超过这个数，告诉我一声就行。 刘航琛这话一出，杜月笙愣住了。他原本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甚至想好了怎么用过去的情分去打动对方，可没想到刘航琛连犹豫都没有。两人坐在香港半山的公寓里，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浪声一阵阵传来，衬得屋里的沉默格外沉重。 刘航琛是四川人，早年在重庆经营实业，抗战时期做过国民政府的粮食部长，算是杜月笙的老朋友。两人相识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时杜月笙是青帮的头面人物，刘航琛则是商界和政界之间的桥梁。虽然后来各奔东西，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细——杜月笙讲义气，刘航琛重情面。 杜月笙在香港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他离开上海时，带出来的黄金和珠宝在战乱和流亡中消耗殆尽，到了50年代中期，手里的积蓄已经撑不起他和家人的生活。他不愿开口求人，可病倒在床时，医药费、房租、佣人的工钱都成了问题。朋友劝他去找刘航琛，说这个人念旧，不会让他难堪。 刘航琛的爽快，不只是因为交情。他心里清楚，杜月笙虽然落魄，但名声还在，在香港的商界和江湖都有人脉，将来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记得杜月笙当年在上海帮过不少人，其中也包括刘航琛的亲属。人情债，他愿意还。 杜月笙拿起笔，在支票上写下金额，动作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刘航琛看了一眼，说：“杜先生，不用写太大，够用就行。”杜月笙笑了笑，把支票折好放进信封：“航琛，你放心，我不会赖账。”刘航琛摆摆手：“咱们之间，不说这些。” 这笔钱解了杜月笙的燃眉之急，也让他在香港的朋友圈里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用这笔钱支付了医药费，还租了一间稍大的房子，把分散居住的家人聚到一起。虽然生活依旧简朴，但至少不再为每天的生计发愁。 杜月笙在香港的日子，和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他不再有门庭若市的场面，也不再有人称他“杜先生”时带着敬畏的语气。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着烟，看着海面发呆。偶尔有老朋友来访，他会提前把屋子收拾干净，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可聊到深处，总免不了提到过去的辉煌和如今的落寞。 刘航琛后来回忆说，杜月笙晚年的变化，让他感到心酸。曾经的杜月笙，举手投足都是气势，说话办事滴水不漏；可到了香港，他变得小心翼翼，生怕给别人添麻烦。刘航琛说：“他不是怕穷，是怕没了尊严。” 杜月笙自己也明白，时代变了，他熟悉的江湖规则在香港并不完全适用。他试着做一些小生意，比如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可因为资金和人脉的限制，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他不再奢望东山再起，只希望能安稳度过余生。 1967年，杜月笙病逝于香港，享年63岁。他的葬礼办得很低调，只有少数亲友参加。刘航琛送了花圈，挽联上写着“义薄云天，情深似海”。他知道，杜月笙的一生，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有人因他而活，有人因他而死，而他自己在晚年，也只能靠着旧日的人情，换取片刻的安稳。 杜月笙和刘航琛的这段交往，让人看到人情在利益之外的分量。刘航琛的慷慨，不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更是对杜月笙人格的认可。而杜月笙的感激，也体现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从未拖欠过一分钱，甚至在去世前，还嘱咐家人把借来的钱还清。 这段故事，也让人想到，人在顺境时结下的情谊，往往在逆境中才能真正显现。杜月笙晚年的窘迫，让他看清了谁是真心，谁是假意；而刘航琛的出手相助，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朋友，不会在你落魄时转身离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