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所以恨中国，说白了还是嫉妒，因为在1981年，1982年，印度GDP都无比接近中国，当年可以说都差不多。   1981年中国GDP约为1950亿美元，印度GDP达到1930亿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1982年，中国GDP微升至2050亿美元，印度则紧随其后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放在当时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两个亚洲人口大国的经济体量确实站在了几乎持平的起跑线上。   彼时两国的基础条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农业在经济中占比颇高，工业体系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基础设施的薄弱是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探索，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深圳等经济特区也开始尝试吸引外资注入。   印度则在推行“二十点计划”，试图通过相关政策提升粮食产量，制造业方面主要依靠纺织和钢铁产业实现基本自给，两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   紧接着中国的发展步伐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节奏。1978年就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农村改革的成功让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在各地纷纷涌现，1985年中国乡镇企业数量已达到1222万家，江苏的纺织厂、广东的电子装配线开始昼夜运转。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办事效率显著提升。   反观印度，当时的经济发展仍受困于繁琐的行政管制。1950年代确立的《工业许可证法》让开办一家小工厂需要盖80多个章，连进口一台拖拉机都要经过层层审批。   印度的改革直到1991年才因外汇危机被迫启动，这比中国晚了整整13年，而这13年的时间差，成为两国经济发展轨迹分化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在这13年间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积累和产业布局，外资累计投入超过200亿美元。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8%，而印度仅为24%。中国牢牢抓住了制造业和出口这两个核心赛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贸规模更是实现爆发式增长，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2010年制造业规模就已超过美国。   印度的发展则屡屡遭遇阻碍。1991年启动改革后，虽然在软件服务外包等领域取得了亮眼成绩，印孚瑟斯、塔塔咨询等企业成为全球知名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但软件行业的就业人数仅250万人，不足劳动年龄人口的0.5%，难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全面提速。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始终滞后，2020年才提出“自力更生印度”计划，而此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覆盖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   基建领域的鸿沟进一步加速了两国经济差距的拉大。中国从2000年代开始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里程从1988年的147公里飙升至2000年的1.6万公里，2013年高铁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如今已形成全球最庞大的高铁网络。宁波舟山港2022年的吞吐量达到3.45亿标箱，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印度的基建则长期陷入低效困境。公路里程虽有增长，但路况堪忧，电力短缺成为常态，工厂动辄停工的情况屡见不鲜。原定2018年通车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不仅预算超支三倍，直到2023年仍未完工。孟买港2022年的吞吐量仅为750万标箱，只相当于中国中型港口的水平。   人口红利的利用方式差异更凸显了发展路径的不同。中国通过推进城镇化进程，让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升至2020年的64%，3亿农村劳动力成功实现转型。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每年为市场输送千万级别的技术工人，这些劳动力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坚实支撑。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则明显滞后，同期城市化率仅从28%提升至35%，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多集中在软件等少数领域，形成了“失业白领”群体，2022年印度青年失业率高达20%。种姓制度带来的阶层固化进一步限制了底层人口的上升通道，人力资源优势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印度曾经站在与中国几乎持平的经济起点上，如今却被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种从接近到被远远甩开的落差，让印度内心的复杂情绪逐渐滋生。看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科技领域的全面崛起，看到中国商品遍布全球市场，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而自身发展屡屡受制于行政效率、基建滞后、制度障碍等问题，嫉妒情绪便自然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