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美国失败了，是彭德怀太厉害了，美国应该庆幸粟裕没去，毛主席一开始就想让粟裕去朝鲜指挥战争，但粟裕老是头疼的很，不能去指挥朝鲜战争，后来毛主席才让彭德怀去指挥朝鲜战争。 一九五〇年国庆，天安门礼炮齐鸣，朝鲜战场的电报却在中南海堆成一摞。苏联来信，希望中国出几个师挡在“三八线”北侧；金日成求援，说敌军北上，仅靠朝鲜已难支撑。当夜，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战火逼向鸭绿江。 中央很快明白，问题不在出不出兵，而在何时出、谁带兵出。 想到朝鲜那种山地大兵团作战，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粟裕。淮海战役的指挥摆在那里，他却在青岛病得厉害，头疼得没法工作，只能养病。林彪也被提起，当面推说精神紧张、身体不好。 彭德怀在西安，看文件的空当老盯着朝鲜战况，认定援朝早晚要来。 十月四日，中央派机把他接到北京。落地后，有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让他先休息，他摆手要车直接进中南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各种顾虑都摆到桌面，他在一角默默听完。 晚上回到北京饭店，他铺着地毯熬到天亮。脑子里绕着一条线：美国若占满朝鲜，再扣紧台湾，东北、华东迟早要挨打，美国这只“老虎”不会因为别人求饶就收爪。既然躲不过，不如把仗挡在国门之外。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奉毛主席之托去同他长谈。彭德怀把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二十四万进攻延安、却被我军两万兵力打垮的那笔账摆给毛主席听：打的是正义自卫战，有群众支援，有灵活战术，就能弥补装备差距。如今几百万军队在手，只要打法得当，美国的大炮也未必占上风。 毛主席听得连连点头，话锋落在挂帅上。粟裕、林彪都因病退下，真正合适的只剩西北野战军这位将领。彭德怀抬头，浓眉一动，就一句话：“服从中央决定。”他在随后的会议上把态度说得很硬：援朝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任由美军压在鸭绿江和台湾，将来的危险更大。毛主席拍板，由彭德怀挂帅，定下十月中旬出兵。 十月十九日拂晓，他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抵达安东，傍晚，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大军入朝后，他同金日成会面，原计划先改装训练，再发动进攻。情报送到北京，毛主席判断敌人尚未察觉志愿军行动，麦克阿瑟还在催部队北犯，电令前线抓住战机。 彭德怀听完金日成的介绍，得出的判断与北京对上：趁敌人心不稳，先打一杖再说。 第一次战役打出声势，为第二次战役铺路。 彭德怀在大榆洞召集骨干，说得很直白：美军主力在，火力猛，我军装备差，硬拼就是替人练炮兵。 不如装出疲弱，一边打一边退，诱敌深入，再利用山地地形合围。九个军、三十个师压上去，这一仗歼敌三万多，其中美军两万，收回三八线以北大部分地区，还拿下瓮津、延安半岛。他同政治部商量释放美军战俘，报请中央后得到毛主席支持，又按指示追加释放几百人，战场上出现两次百余名美兵成建制向志愿军投降的情况，对手心里开始打鼓。 第二次战役证明志愿军既敢打、也会打。 彭德怀一九五〇年年底给毛主席写报告，认为战争会拖得很久，志愿军运输困难、气候严寒、连续作战，更不能心急。他建议集中几个军，先吃掉伪一师，顺利就看机会再打伪六师、春川方向部队，不顺就适时收兵，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一九五一年一月，毛主席回电，同意这种“长期打算”，提醒速胜心理最危险。 第三次战役按这个思路进行。中朝军队连日追击，向南推进，歼敌近两万。 美军一路后撤，表面像败退，实际打着诱战的主意，想让志愿军越追越深，再靠海空优势重演仁川。 彭德怀嗅到危险，下令及时收住脚，占领有利地形，严防反扑，把战役收在自己节奏里。第二次战役打响那天，志愿军总部遭遇美军轰炸，毛岸英在司令部牺牲，这也成了他心里压着的一块石头。 后来志愿军又打了几次大战，把战线钉在三八线一带，美方多次进攻都推不过去，只好一边担心中朝联军南下，一边提出停战谈判。板门店会谈中，美方想在桌上翻本，毛主席在北京拍定方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谈谈打打，以打促谈，以谈促打”。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时，彭德怀从笔筒里抽出毛笔，写下名字。不久他在平壤受勋，只说功劳在牺牲在山野的志愿军，在党和毛主席的决策，自己没什么本事。 美国在朝鲜碰上的，不是“粟裕没去”的空档，而是一个在地毯上熬一夜，把“老虎什么时候吃人”想透的人，是一个既肯在第二次战役放战俘，也敢在第三次战役勒住缰绳的统帅。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输掉的，不只是几场仗，还有对中国军队的一整套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