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西安23岁女子患尿毒症，为了活下去，她和患骨髓瘤男子签下结婚协议：“婚后我全力照顾你，你死后，将肾捐给我。”谁料，男子仅提出一个条件，就爽快答应了。 2012年前后，王宵被确诊为终末期肾衰竭，治疗很快进入长期透析与反复检查的循环。对年轻人而言，身体状态、工作与社交都被医疗节奏打散，家庭支出也被药费、耗材、住院与复诊持续拉高，生活安排只剩“先撑住”。 家人尝试过亲属配型与多渠道求助，但可用肾源始终难等。透析能维持生命，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并发症风险与不确定性长期存在。等待名单与现实资源的落差，让“等肾”变成一件看不到明确日期的事，时间越久，压力越重。 在持续就医过程中，王宵加入病友交流圈，信息来源从医院扩展到互助群。有人提出一种更极端的思路：若能与同血型的重症患者建立法律上的亲属关系，或许能在对方离世后按流程捐献器官。这个提议带着强烈功利色彩，却也指向她最缺的东西——生机。 她把需求写成简短说明，发到西安本地病友QQ群里，核心只围绕血型、病情与“愿意照料对方”的承诺。消息发出后引发讨论，有人质疑是否作秀，也有人理解这是走投无路的求生方式。对王宵来说，这并非浪漫选择，而是把希望押在最小概率上。 几天后，于建平联系到她。公开报道显示，他是西安人，患骨髓瘤多年，2012年做过骨髓移植，后出现复发，治疗反复消耗了积蓄与生活秩序。两人的沟通重点并不在感情，而在病情真实性、血型是否一致、器官是否可能符合捐献条件等现实问题。 确认条件后，他们把关键条款写进协议：王宵负责在婚后尽力照料于建平的生活与就医；若于建平离世且符合捐献条件，按程序将肾脏捐给王宵。于建平只提出一个条件——王宵在他身故后照顾他的父亲晚年生活——王宵同意，两人随后办理了结婚登记。 领证后，生活围绕治疗推进：王宵继续透析与指标监测，于建平应对复发风险与治疗副作用。随着陪诊、复查与用药管理逐渐常态化，这段关系从“按条款合作”变成“共同维持治疗秩序”，两人的日常更像两套病程管理被捆在一起。 一段时间里，于建平做过不利于自身治疗的选择，病情加重后被送医处理。事件把两人拉回现实：若继续把目标设定为“等一个人离世”，风险只会加速叠加；若把重心转为“把治疗继续推下去”，才可能走出死局。资金缺口也在此时集中暴露，治疗费用成为共同难题。 为筹集医药费，他们制作并售卖永生花，把经历写成文字随花传递出去，得到更多人关注与援助，于建平完成关键治疗并逐步恢复。公开报道也提到，王宵的指标出现好转，透析频率明显降低，医生判断如保持趋势，即使不进行肾移植也可能长期生存。 2015年2月14日，两人补办婚礼。对外界而言，最初那份“生死协议”像一道刺眼的标题；对当事人而言，故事走到这一步，协议不再是唯一支点。至于“是否等到那颗肾”，答案出人意料：她等到的不是“捐肾兑现”，而是病情好转带来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