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代船王”卢作孚在家里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后，决绝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生爱国，德高望重，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圣贤，也有人说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为何最终却要选择自杀呢？   “爸，您真的不后悔吗？”卢作孚坐在那张老旧的木椅上，手指轻敲着桌面，目光落在窗外的天色，屋里很安静，他没转头，只是淡淡回了一句：“这辈子，没什么可后悔的。”   1952年初，重庆冬天的夜格外冷，家里人还没察觉什么异样，可卢作孚心里清楚，自己的路快要走到头了。   卢作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满嘴大道理的商人，也不喜欢表功，重庆合川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苦过，年轻时想着怎么能干点事。   后来他搞教育，做企业，带着一群人把民生公司一点点做起来，最难的时候，他总是亲自跑在最前头，人家都说他是死心眼，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抗日那几年，卢作孚几乎天天在江边和轮船打交道，那时候局势紧张，外面一片混乱，别人都想着自保，他却惦记着怎么把人和物资运出去。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站在码头边上，和工人们一起忙活，有人劝他歇歇，他笑笑说：“人在，船就在。”他的民生公司成了四川人的骄傲，江上跑的船，十有八九都和他有关，外地人来重庆，也总要问一句：“卢作孚最近怎么样？”   其实卢作孚骨子里是个有点轴的人，他不太会拐弯，说话直来直去，做事也是一板一眼。   国家有难，他就想办法凑人凑钱，救人救物，别人看着是生意，他却觉得是在救命，有一次遇到大轰炸，码头上乱成一团，他亲自去指挥调度，嘴里不停嘱咐：“别慌，先救人。”   那段时间，他的黑发一天比一天少，家里人看着心疼，他却总说：“能多救一点是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跑出国，也没有想着去避风头，他带着一家老小从香港回到重庆，主动找政府谈，把民生公司的大部分资产交出来。   有人问他：“你不怕以后吃亏？”他摇摇头，说：“这家企业是国家的，不是我的。”他还是那个脾气，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可到了1952年，局势变了，国家搞“五反”运动，一大批企业都被查账、批评，民生公司本来是有政府股份的，但因为历史原因，卢作孚还是董事长。   那一阵子，重庆的气氛很紧张，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公司里开大会，有人站出来批评管理混乱，还有人点名卢作孚，说他搞“一言堂”，还说公司账目不清。   卢作孚坐在台下，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他没反驳，也没解释，只是低着头听完。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家，晚饭没吃几口，坐在沙发上发呆，家里人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有点累，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桌上摊着几本账本，他翻了几页，又合上，盯着窗外半天没动。   他其实知道，这些年公司账目确实有些混乱，但不是贪污，是为了救急、为员工垫付，哪笔钱流向哪里，他比谁都清楚，可现在一切都说不清了，很多事，别人也不打算听他说。   卢作孚心里憋着一口气，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这么多年从来没被人当众指责过，亲信也好，员工也好，谁有难处他都帮过，现在反过来指着他说“有问题”，他心里堵得慌。   他也不是没想过解释，可转念一想，解释也没人信，时代变了，他的做法、他的想法，已经跟不上了。   那几天，卢作孚变得很沉默，有时候坐在院子里发呆，手里捏着一根烟，烟头烧到手都没反应，家里人劝他去散步，他摇头，说外面太冷。他不是怕冷，是心里乱。   孩子们也看出来了，都不敢多说话，卢作孚有时候自言自语：“我没做亏心事，怎么成了罪人？”   有天晚上，他叫来家里人，说想把后事交代清楚，大家都劝他别多想，他只是笑了笑，说：“人老了，想到什么说什么。”那一晚，他把公司、家里、社会上的事都交代了一遍，最后叮嘱孩子：“以后要正正当当做人，不要怕吃亏。”   1952年2月的一天清晨，家里人发现他静静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桌上空了几瓶安眠药，医生赶来时，他早已没有了呼吸。   家人哭了，老同事、老朋友都不愿意相信，很快，消息传遍了重庆，传到了全国，大家都在问，卢作孚为什么会这样离开？   卢作孚的离开，和外界想的不太一样，他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怕查账，他是接受不了那些熟人变成了“批判者”，接受不了自己辛苦半辈子被人质疑。   他是个很讲究体面和名声的人，哪怕一辈子清清白白，到头来被人误会，他也觉得无法接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别人说什么都能忍，就是忍不了被当成“坏人”。   其实他一直努力想证明，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家，可时代变了，政策变了，很多老规矩都不适用了，他办企业那一套，到了五十年代就成了“落后”，他想跟上节奏，却怎么也跟不上，他不是不明白，只是心有不甘。   卢作孚走后，民生公司很快被完全收归国有，老员工们在私下议论，说卢老板其实没错，就是太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有人说他早该放手，有人说他要是再圆滑点，也许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