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和平起义前，我党的代表李明灏要求陈明仁军统特务李健钧交给我党处理，但陈明仁听后勃然大怒，说：“毛健钧所做所为，都是我的命令，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这还了得？把通电稿撕掉不搞了，限明天上午8点，一定把毛健钧开释，用飞机送走。不然的话，我就从城内一路杀出去。” 长沙的那间办公室里，当时连电扇声都像是在打节拍。 桌上摊着一份起义通电稿，纸边被捏得起了毛刺。 话题一扯到“把毛健钧交给共产党”，陈明仁火气就上来了，一句句顶了回去，说毛健钧干的事，全是按自己命令办的，“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 话说到这份上，干脆把话摊开，要撕通电，要带兵杀出城，还咬死时间点，限明天早上八点之前，不放人就翻脸。 气氛僵在那里，谁都知道，湖南和平起义已经推到了门口，这个节骨眼上闹翻，动静不会小。 李明灏心里也明白，继续硬顶只会把事情往坏里推，只能赶紧改口，说是忙中出差，把中共的意思说歪了，要交人的提法，其实是唐生明讲的。 陈明仁一脸不信，李明灏只好豁出去，发下重誓，说要是这句话不是唐生明说的，就让自己祖宗三代都成贼。 这一出，看上去像是一场临时起的争执，其实前面早就埋了线。陈明仁在长沙管军政，特务系统的牌，他摸得很清。 原先稽查处处长是老牌特务吴建树，资历深，手也黑，对地下党和群众运动下手很狠。 长沙的空气越绷越紧，他心里有数，真要一条路走到黑，早晚都得算总账，于是把吴建树撤了，架了个资历浅的毛健钧上去，既算是给“党国”个交代，又悄悄给自己留了台阶。 毛健钧接过这顶帽子，嘴上说要为“党国”出力，落到实处，步子迈不开。 地下党里不少人背后有人，动辄就牵出国民党高层，这种人他惹不起，有证据也不敢乱抓。街上的游行示威倒是天天有，他手底下那几个人，连队伍都拦不住，只能指望军警出面。 军警在谁手里，说白了还是在陈明仁那里。 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罗文浪接到示意，心里自然有数，派兵的电报压一压，电话慢半拍打出去，往往等到游行散了，军警的帽子刚戴好。 毛健钧面对一屋子的卷宗，外面一地的标语横幅，火气压在肚子里，只会关起门骂一句：“我看参谋处长是有通共的嫌疑。”说是发牢骚，其实知道自己左右都不是人。 地下党那边的焦虑也在往上翻。 根据黄克虎的回忆，1949年8月1日晚上，他接到唐生明通知，说组织那边已经下了决心，要直接动手抓人，不必再去找陈明仁点头。话说得干脆，毛健钧这个人，不能再放在长沙晃来晃去了。 第二天一早，黄克虎在办公室里布好人手，等着毛健钧照旧来办事。 门推开，还是那张熟脸，只是还没坐稳，身后就有人合上了门。 抓捕没什么戏剧动作，简单利索，人押下去，门外照旧是公事公办的脚步声。 办完这一步，黄克虎按规矩去向陈明仁汇报，陈脸上的表情不多，既没夸一句，也没骂一句，只把人先扣在那里。 外人看不出门道，陈明仁心里却开始细细盘账。 毛健钧在长沙干的那些活，哪一件没领过他的命令？地下党手里要是多了这么一个人，将来翻旧账，线一根一根往上牵，牵到谁头上，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他在桌边踱来踱去，既不肯轻易把人交出去，又不想当场撕破脸，只能拖着。 劝的人慢慢来了，有人挑明说话：“毛健钧做的，全是在你的令下办的，他又不知道你要起义。现在把他交给共产党，他那条命多半是保不住的。 司令官这样做，传出去就是出卖部下，谁还敢跟着干？”这话扎在人情上，也扎在军心上。起义靠的是整支部队跟过来，不是几纸通电稿的问题，部下心里怎么想，他不能不掂量。 时间没法一拖再拖。 1949年8月4日，湖南和平起义的通电要对外发出，眼看到了这一天，毛健钧还关在手里，风声只会越传越乱。陈明仁抬头看了看钟，终究做出决定，把人放走，用飞机送出长沙。 表面上看，是给旧部一条生路，不愿让人替自己填坑，更深的一层，是把一个知道太多内情的人送远一些，免得今后有人对着活人翻卷宗。 从头到尾，这桩事像是一场围绕军统特务的人情纠葛，细细琢磨，其实是陈明仁在旧账和新路之间打转。 地下党确实急着要把危险人物控制住，通过唐生明递话，一步步逼近；陈明仁一边顺应大势，朝着起义那条路走过去，一边对“清算”两个字始终提着心，不愿把命运完全交到别人手里。 长沙城头旗帜要换，兵还是那批兵，长官还是那位长官，只是那天晚上，撕没撕通电稿，放不放毛健钧，他心里那道坎，比城头的风还要重。